租所入，逐渐递减南漕。他相信照此而行，民困可苏，“久安之治盛也”。[36]畿辅屯田之说，由来已久，并非林、包首创。但在漕弊日亟之时，他们着力倡导显然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行屯田以代南漕，将从根本上取消原来意义上的漕政，构成对“祖制”的大变更。但它又非不切实际的徒作高论。雍正三年，怡亲王总理畿辅水利，就曾垦地六千余顷，功虽未竟，而其效甚明。林、包继而提出的招农垦殖，逐渐替代南漕的方案，更是著明切实。谓屯田可令清朝长治久安，固是言过其实，但引屯田可从根本上摆脱漕运痼疾，利国利民，却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清廷眼里，屯田代漕之议，矫枉过正，大违祖制，故林自认是“本源中之本源”的屯田奏议，只落得“勿庸议”的结局。
屯田既不能行，另有人转而求其次，即主罢东南之漕，改征折色，由丁兵自行买食。道光十年，御史郑瑞奏请将南漕折征银两，“或就近采买，或照市价折银，令兵丁自行买食”。结果被斥为“非政体所宜”，“无庸议”。[37]二十二年，御史苏廷魁再请“罢东南之漕，改征折色，采买西北杂粮”，或“听其自行买食”。这次同样被斥，但清廷提出了两条理由：一，改折色买食，“恐市价腾贵，旗人生计维艰，闾阎民食亦窘”；二，“王公百臣禄俸，悉以杂粮充放，亦与群情未洽”。其实，二位御史无非是想将久已存在的折色买食的事实制度化而已。州县私折取利，无处不然；即京师多数官兵亦并不食用仓粮。冯桂芬曾提出，“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票，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既然京师官兵多辗转以漕米易银买食北粮，千里挽漕，病国殃民，又何苦而为之呢？难怪冯桂芬愤然道：南漕每石费银十八两，“然则南漕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又何苦令千万家膏血多掷虚耗耶？”冯认为屯田是“善之善者”，但一时办不到，可先行改折。他主张照成例，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所得有增无减，官兵必乐观其成。他说，如此“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必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38]改折买食之议，同样意味着取消传统的漕运。清廷惮而不行，究其原因，除了格于东南大吏不愿放弃利薮外，要在于它的封建保守性。清朝统治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统治者重实物征集，而惮于商品流通之不确固。这也就是为何清廷至亡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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