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用火车运漕，而不愿罢漕买食的主要原因。
《清朝续文献通考》的作者刘锦藻评论说：“究其实，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改折，改折又不如畿辅农田，足以裨益本计”。[39]道光朝漕政正相反：屯田不议，改折不许，海运停行，余下唯有“恪守旧章”，补苴罅漏而已。历史判明：漕运既为封建专制制度之赘疣，它只能偕清王朝以俱亡，而不可能独善其身。
四
漕弊日亟加剧了道光朝的统治危机。
漕弊的直接恶果，是京师仓储日减。清朝规制每年额征漕米约三百余万石，但道光十年后，收仓漕粮锐减，“每年缺至百余万石之多”。[40]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水旱灾害被迫缓减漕额外，主要有二：一是州县以交作欠，灾射利与移漕赔垫。州县的灾欺蒙是严重的。二十八年有人奏：“江苏省上年缓征漕粮，并未刊刻滕黄，易知单内，亦未注明应缓数目，民间照旧完纳”。[41]由此可见一斑。所以魏源说：“然而（州县）每年不致误漕者何哉？则报灾为之也。．．．．．．．计江浙两省，每岁缓漕不下百万，岁复一岁，天庾安得不空，此京仓缺米所由来也”；[42]二是帮丁与仓胥的侵盗。帮丁为补亏空，常于山东一带沿途卖米取值，亏额错搀杂或药水胀发，届时行贿归仓。仓胥勾通贩徒盗米，回漕影响尤巨。其时通州、天津一带设有大铺屯集。黄爵滋奏称：“回漕不办，则外省之运解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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