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浸复起。魏源说：“今则运河淤塞，日甚一日，清口倒灌已甚，河身淤垫已高，舍海由河，万难飞渡”[21]道光五年，大学士英和首请海运。行海运将伤害漕河诸色人等的既得利益，故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江苏海运全案》回忆当时情形写道：“群疑朋兴，葸沓苟安，匪曰风飓，则曰盗贼；匪曰霉湿，则曰侵耗；选募则曰劳费，招雇则曰贾巨；以暨屯军之闲，通仓之勒索，争先为难，百议一坐失时机，自春徂夏”。而主海运者的反驳却是有力的。魏源就“盗贼”、“风涛”、“霉湿”三难提出反驳说：海盗出皆出闽、浙，其船锐底深，北洋水浅多礁，非船平底熟悉沙线者不能行，所以南洋海盗不敢越吴淞以北。“今南洋尚无盗贼，何况北洋？”至于“风涛”之说，不知大洋飓风都在秋冬，春夏多东南风，并无风险。商船既可平安往来，“岂有海若效灵，独厚于商船而险于粮舶？”“霉湿”更不足虑，河运抵通需时数月之久，米多霉变，但海运仅需十日，何虑之有？“若谓海风易霉变，盐水易潮湿，则最畏风莫如茉莉、珠兰，最忌湿莫如豆麦”，海船载运南北，“海风盐水不坏花豆而独坏米，庸有是理？”[22]
道光最终接受海运，并非出自对主海运者的信赖，而是河运计穷被迫使然。甚至在诏令督抚商议海运之后，他仍批准清口借黄济运。迄借黄失败，再行盘坝，但依然陷于困境。其时盘坝逾月，仅驳米十万石，尚有滞漕二百余万石，全漕赴通，遥遥无期。计算所费，已达四百三十九万两，较原议且过三倍。至此河运全然失败，道光这才最终被迫接受新任江苏巡抚陶澍的建议，诏令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米明年试行海运。所以贺长麟事后说，海运乃“乘天时人事交迫而行之”，[23]正是反映了客观实际。
海运虽行，但主海运者的指导思想却大相径庭。其中许多人的本意是在治河，或藉治河以通漕。御使钱仪吉说：“漕运、河工与其兼营而久未蒇功，曷若分筹而各收成效”。[24]他强调的是治河。英和虽首请海运，但他认为海运仅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专心治河，以终保河运。他在《筹漕运变通全局疏》中说：“利运必先治河，而河漕则断难兼治”。因此须加变通，“明年请暂停河运，将本年新征漕粮酌分海运，余悉征收折色，以之治河兼治淮治湖而永利漕运”。暂行海运是为了河运能“一劳永逸，长治久安”。所以从根本上看，他与反海运者并无分岐。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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