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至七八百或千余两不等。[10]江南漕船数千只，兑费之巨之可知。据道光十九年金应麟统计，江南苏属各县兑费须洋银十六万，浙江嘉属各县须兑费八万。通计江苏兑费共须洋银五百余万，浙江须一百余万。[11]兑费日增成了州县大累，故包世臣说，“从前官以漕为乐园，而近反视为畏途也”。[12]
但是，帮船索费也无非为他人作嫁。旗丁有三苦：一是十羊九牧，催押之苦。漕船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自瓜洲抵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无非借帮丁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并为保举私人。计“一总运所费万两；一重运所费二三千两；一空运、一催所费皆数百千两”；[13]二是过淮之苦。漕船过淮，“又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费用。总计每帮漕须费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三是抵通县之苦。漕船到通，仓院、粮厅、户部厅司等处投文，每船需费十金，官办书吏种种需索，又费数十金。此外，沿河提溜打闸，牵挽须数百人，各处需索又复不赀。包世臣说：“是故帮丁专言运，其费取给于官而有余，合计陋规贿赂，虽力索州县之兑费而不足”。“倾复身家，十丁而六”。[14]
漕运犹如插入民间的一条绵长的抽血管，与漕相关之千百贪官污吏、胥役走卒，皆附管竞相吮吸，分润自肥。林则徐曾这样描述漕弊：“官与民竞，丁与官竞，即官与官亦各随其职掌，以顾考成而无不相竞；而凡刁生劣监讼棍奸胥蠹役头纪光丁走差谋委之徒，亦皆趁机挟制，以衣食寝处于漕。本图利也，而害公矣；本争利也，而交病矣”。[15]林勾画的是一幅可憎的群魔噬漕图！民脂易竭，州县百计浮收，取以分润，亦有时而穷。于是始则分利，继则交恶，终至交病。“民困、官困、丁困”，“皆至于不可复加”。[16]
漕弊若此，病因何在？清廷内部为此常起争论。但是人言言殊，大体是漕督袒帮丁，督抚袒州县，学政袒监生，奏章交错，南北各执一词。一般说来，有识之士多将漕弊的始作俑者归于州县的浮收。王庆云说：“大抵漕粮之弊在于取之无艺，故用之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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