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陶澍、贺长麟等人则不同。他们认为河、漕两途，渺不相涉：“即使漕不由河，河未必因此而治，即使河不梗漕，漕不必因此而清。两不相谋，各为一事”。[25]海运之旨非为治河，而在救漕。“今之谈海运者，咸谓以变通河道之穷，河道通则无所用之。此但为运道言，而未为漕事言也”。[26]因之，海运非权宜之计。魏源进一步发挥说：海运则不由闸河，不经层饱，帮费尽免；无帮费则无浮勒，无浮勒则民与吏一家。“故海运于治河无毫发之裨，而于治漕有丘山之益，较河运则有霄壤之殊。舍是而徒斤斤补救，议八折，议恤丁，禁包户，禁浮收，皆不揣其本而齐末也。即不然，名议海运斤斤于河道之通塞，而不计东南民力之苏困，吏治之澄浊，亦见其拭而不见其睫也”。[27]极言之，他们想借海运除去帮费的赘疣，跳出漕弊的怪圈，令漕清，吏治。魏源等人的主张虽有失之理想化的一面，但他们想藉海运以救漕弊，毕竟较英和诸人又高出一筹。
因是之故，陶澍等人视道光五年试行海运为“创始之举”，殚精竭虑，筹备极为周全。明年六月，海运告成，大获成功。是役百六十余万石漕米安然抵津，尚节省银十多万两，米十多万石。首试成功，令组织者大为振奋，他们写道：“是役也，国便，民便，商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28]他们雄心勃勃，希望推而广之，使海运垂为定制。但是，他们未免过于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穆彰阿“奉差收米，搜剔弊薮，么小悉达”。[29]道光早就有言在先：“必欲舍河运之成规，轻冒洪波之钜险，一切更张旧制固属势所不能”。[30]现在既有人反对，加之其时清口创灌塘之法，河运得以苟且，他便下令停止海运。陶澍等人的心血被付诸东流，南北有识之士无不扼腕叹息。贺长麟诸人不平地写道：“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本是推之，万物可知之；不难于去百载之积患，则难于去人心之积利。反是正之，百举可举也”[31]这是怎样的愤懑之词！
海运优于河运是显而易见的。此后除道光二十八年被迫又行一次海运外，[32]终道光一朝海运被禁阻。这反映了清廷的颟顸昏聩。但是，陶澍诸人认定行海运即可登民于衽席，不免天真。他们不懂得，漕弊源于清朝封建统治本身，海运虽可避去帮丁需索，却终不能脱腐败的官僚胥役之手，因而不可能根绝漕弊。孙庭臣说：“横征与否不系兑费之有无也，亦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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