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成为了当时士大夫们所关注的焦点。一时间两大问题成为了时论中的主流，薛福成自然也没有例外。早在1875年，薛福成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指出：“法人蚕食越南取其东京以为外府，撤我滇粤之藩篱。日本今又有事朝鲜矣，朝鲜固中国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广，而四与寇邻，譬诸厝火积薪，廪然不可终日。”（注：薛福成：《答友人书》，《薛福成选集》第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法对越南之染指，日对朝鲜之吞噬无不使将越南、朝鲜视为藩篱和外蔽的薛福成忧心忡忡。他希望能将国防第一线推展到邻国境内，以保证本国的安全，慎其四境，结其四援，其思想的实质正是“守在四夷”。
“守在四夷”之所以成为薛福成处理越事的基本态度与以下两点有着直接联系。一方面是他自身的学术背景，薛福成熟读经史，醉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信守古训。在1891年完成的《翻译欧洲和约辑要序》中，他就提到：“古人有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注：薛福成：《翻译欧洲和约辑要序》，《庸庵文别集》第228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这句出自于《左传》的名言看来对薛福成影响甚巨。另一方面则是朝贡体制的背景，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除了礼仪联系、贸易联系外，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还有着国防联系。藩属国是替宗主国守门户的，属于国防外线，“守在四夷”说的合理性正是建立在这从古而来甚为有效的国防联系上的。
从“守在四夷”这一基本态度出发，阻止撤兵、武力援越、倚重黑旗军等一系列具体化措施就相继出现在了薛福成处理越事的意见之中。
先来看阻止撤兵，法国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入侵越南，到80年代初已控制了越南南部，开始企图占领北圻，打开通向中国的通道。1882年4月，法军再次占领河内，越南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晚清统治集团开始警觉，从中央到有关督抚和驻外公使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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