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从1873年12月到1883年9月，黑旗军先后在河内罗池、纸桥以及怀德府、丹凤等地的战斗中打了一系列胜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纸桥大捷。正是这些胜仗使薛福成对刘永福及他的黑旗军赞赏有加。不单是薛福成，“永福—战杀安业，再战杀李维业等，不独为越屏障，亦足以为我羽翼。”（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5），第163—165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这样的论断一度成为了主战清廷官员的共同呼声。但是主持大计的李鸿章却认为刘永福乃“土寇伎俩耳”（注：吴汝纶编：《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4，第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辑第32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远非法军对手，对黑旗军的能力表示怀疑，这种怀疑值得进一步分析。
黑旗军只是一支两三千人的队伍，况且“军械不甚适用，内地资其枪炮又皆朽坏之余”，（注：《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第40页。）实力非常有限。1883年11月12日，桂军会同越南义军袭击位于河内与海防之间的海阳，是为中法正规军首次接触，（注：《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24页。）此后，一直坚持游击战略的黑旗军开始转入正规战。12月11日，孤拔率领五千法军，兵分两路由河内出发进攻山西。经过几天激战，黑旗军和清军伤亡颇大，16日，山西失守。（注：《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45页。）军事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山西之役毕竟可以说明：正规战的决定因素是军队的近代化程度，黑旗军并不是法军的克星。再加上他们本为农民起义军，深为清政府所忌惮，两军的协同作战就打上了大大的折扣。彼此互不信任，与法作战就更加困难了。因此薛福成能够认识到黑旗军的作用，证明了他的眼光，但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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