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鸿章十分清楚，如果他受命南征，不但要离开他的势力范围，淮军还要蒙受损失。一旦援越，他就将负全部的责任。因此英国驻华代办这样写道：“李认为这次任命是他的仇敌企图毁掉他的阴谋。”（注：季南：《英国对华外交》第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更何况，尽管当时冲突已经升级，清政府与法国仍然希望不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虽然两国目标的根本不同使战争不可避免，但这个时候双方还是坐下来谈判了，这就是李鸿章与德理固的谈判。到此可以初步探寻一下薛福成上书与李鸿章的表现何以南辕北辙的原因：薛李地位相差悬殊。李鸿章不可能将派系矛盾、权力消长等等制约因素忽略不计，他的表现是内外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薛福成则轻松得多，大可以按其所想来发表议论，毕竟不需要他来负全责，相似的问题也同样表现在对黑旗军的使用上。 

薛福成要求倚重刘永福的黑旗军。他对刘永福的评价甚高，赞扬他“辅积弱之邦，纠散旅，撼坚城，抗方张之敌而不栗，其志可嘉，其才足用。”（注：薛福成：《援越南议。下》，《薛福成选集》第202 页。）薛福成认为，此时若由中国剿除刘永福是替法国清扫道路，万无此理；若听任法军进攻刘永福，则可能导致法国吞并北圻的后果。值此中法关系吃紧之际，应抚用刘永福，授以官职，编其部众、助以饷械，密授机宜，“始终当以全力护之”。（注：薛福成：《与法兰西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172页。） 

黑旗军的力量为清政府所用的确增加了抗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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