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过，杨秀清离开广州时，就将金陵作为他进取的地点。他的战略是以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在发动农民起义时，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对太平天国的迅速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杨秀清在讲了上述意见之后却说：“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贼情汇纂》卷一）这个想法无疑是偏安思想的产物。有了这种思想苗头，对以后主张建都南京是产生了影响的。
建都问题，历史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太平天国是建都南京还是建都北京，是关系到整个太平军的战略行动的大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后，部队发展到五十万人以上，可谓盛况空前。武昌像一个十字路口，是挥戈北上，直取北京呢？还是按原来的设想取南京？当时河南地区，虽然有清军力图防堵，但当时清王朝的绿营军、八旗军都很腐败，清军在河南的力量很薄弱，在河南纠集的乌合之众不过一万人左右，而统率这一万军队的主将是琦善和陈金绶。这两个人都很怯弱，根本不能打伏。如果太平军直取河南，形势就会有更大发展，因为河南得手，清北京政权立刻就动摇，太平军胜利在望。
然而，当时的主要决策人洪秀全、杨秀清并没有这样做。他们采取顺流东下，把南京当成“小天堂”，准备先占领南京再实行东征、西征和北伐。对这一主张，在太平天国内部曾经发生过争论。以殿左指挥罗大纲为代表的一种意见，他坚决反对建都南京，主张“欲图北京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赵尔异：柯劭□著《清史稿》列传262洪秀全）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大军一进河南，就只有一个信念，即夺取燕京，攻下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相反地，建都南京，有了这个“小天堂”，则暂可苟安，不想进取，给敌人以重新聚集兵力、组织反扑的机会。然而，罗大纲这个正确的意见，却遭到殿前右史何震川的反对，他认为南京“乃王气所钟，诚是为后日建天京之所。”并说“金陵之城郭则坚且厚，金陵之仓库则坚且实，金陵之形势则虎踞而龙蟠，金陵风俗则温文而淳厚。”（何震川：《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252）在这个问题上，何震川眼光短浅，满足于即得成果，认为建都之后便万事大吉了。他说：“金陵定鼎，平成永因之基。”（何震川：《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252）其实，不夺取北京清政权，太平天国的基业是永远巩固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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