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证据是杨秀清在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借神权要杖责洪秀全四十大板，许多论者把这条材料当成杨秀清大逆不道的铁证。其实，这是要作具体分析的。杨秀清要杖责洪秀全理由有三：一是让幼主“任其心性”，不抓紧教育；二是洪秀全不体恤臣下，对犯有过错的部下任意打骂，“用鞋头击踢”、甚至诛戮；三是要洪秀全纳□，他认为“君有不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尽善，断无后悔，询为万世良法也。”（《天父下凡诏书二》）他认为君只有从□才能“得正”。从这三条看，一二两条显然是杨秀清设法要纠正洪秀全的过错，而第三条则是杨秀清的愿望，他想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所以，洪秀全对这次杖□采取了完全谅解的态度，认为杨秀清的□言是“金玉药石之论”，是“至情至理之言”。不但表示要为“万世典章”，而且在兴奋之余，下诏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秀清等人。杨秀清对洪秀全“从□如流”非常高兴，认为这样洪氏就能为“万世之主”。杖责事件以完全和解的态度收场的。而且这件事是发生在立国初期，离天京事变已经两年多了，当然不能看成是造成天京事变的直接原因。 

当然，我们说洪杨关系主流是好的，并不是说他们之间不存在矛盾。农民领袖杨秀清权力过大，李秀成说他“一朝之大是此一人”他的骄傲情绪过于张扬，特别是对于下属在处理一些涉及私人问题时，处理也不公平。而洪秀全建都之后，沉溺于宗教及宫庭生活之中，这些各自的缺点必然造成他们之间的互有看法，这些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过于夸大。所谓杨秀清的“逼封万岁”和洪秀全的“密诏”，都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是有待于发掘新史料才能加以证实的。 

韦昌辉的反革命政变——东王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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