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胜利固然是巨大的，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在攻下南京后，迅速行动的目标应是摧毁清王朝的政权。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袖没有这样做，解放南京的胜利，实际上则成了太平天国由进攻到保守的转折点。正如哈□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所指出的，“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天国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军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些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这个分析，当是中肯的。如果不给敌人有“集中统一的力量”这个时机，那么，正在混乱和恐惧之中的清王朝，就不可能阻挡太平军对首都北京的占领。
南京建都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与失策，虽然作为太平天王洪秀全应负重要责任，但掌握实权的杨秀清当时是能左右局势的，而且最后是他听了水手的话才下决心建都南京的，这是杨秀清的一个大过错。
《天朝田亩制度》与《照旧交粮纳税》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立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彻底地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纲领。把天下的田地看成是上帝的财产，规定“天下皆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按照这样一个社会方案，除了个人食用所需外，一切剩余皆归国库所有，因而也就不存在着“交粮纳税”的问题了。至于土地制度则采取“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被处不足，则迁此处。”用一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来划分土地，以此来代替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分田的标准，即按人口，“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将农村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地方政权按军事组织体系建立起来，农村规定由二十五家组成一个基层单位，由两司马负责组织生产管理财务，二十五家中的婚丧大事的财务开支均由两司马按规定从国库支用。洪秀全和杨秀清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理想化的方案，在千百万农民处于无地和少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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