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就场专卖制”与“就场征税制”的区别 ，如嘉庆时龚景翰认为刘晏开就场征税之先河，魏源在嘉道时留心盐政亦失考如故，但清朝 决非就场征税，因此盐引并非单纯“税单”而已，具有规范盐斤销售的功能。盐引如果是单 纯的税单，则不可能完全税后受诸多约束。
笔者虽然认为盐引系运卖盐斤的许可证(license)，但不同意把盐引等同于西方的特许状。 （注：张正钊、韩大元主编的《中外许可证制度的理论与实务》中基本上把引定性为许可证 制度中的表现形式，但语焉不详，令人无从悬揣其意。）和中国有学者将盐引视为契约一样，西方也有学者把特许状视为一种社会契约，认为后 来的“社会契论”或许就是从这里找到它主要的依据，但这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相等同 ，因为特许状的条款由法律所固定，当事人无从讨价还价，与其说是“契约”，不如说是“ 同意建立某种永久性关系的宣誓”。（注：Harold J. Berman:Law and Revolution,P393.）在笔者看来，中世纪西方的特许状颁布的对象远比 盐引适用的对象广泛，诸如城市、小封建领主、行令等等，而且基本上都是行政管辖豁免证 ，而中国的盐引虽然使盐商可以贩卖盐斤，但管制色彩极为浓厚，法网绵密，而西方近代化 以 后的特许状不仅与中世纪西方的特许状不同，在法治主义的影响下特许期限、特许的权 利与义务观念均明确化，又与中国盐引的前近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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