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人员按办事繁简酌定月薪、积劳加薪的制度完全不同于国内官员终身一俸的旧例，体现了品级与职级、劳绩的结合，是中国俸禄制度近代化的最初尝试。

　　（二）养廉的变化

　　清代养廉制度起初只在外官中推行，后来在京官中也陆续推行。雍正年间曾发给户部各级官员养廉银两。乾隆初年，又“陆续赐给其余各部官员和在京八旗大臣等以养廉银两，但其数额却远少于地方同级官员。最多者不过五千两。”[3](P.150)可见京官的养廉银是比较少的。1901年以来，新设各部自行奏定养廉标准，改变了以往京官养廉较少的旧制。

　　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时奏称：“外务部既设专官，自应优给养廉以资办公”，定总理王大臣年支养廉1.2万两，会办大臣1万两，侍部8000两，左右丞5000两，左右参议4000两，郎中3600两，以下递减[2](卷141.P.9021)。此后，新设各部也都援例奏定养廉。这就使新设各部官员的收入比旧有各部官员明显地多出许多，以至于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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