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以次各官分别给予。1907年却因经费短缺，只能减额支给，尚书“月支四百两”，侍郎“每月三百两”，以下官员只好按次递减[2](卷142.P.9029-P.9030)。不仅京官如此，而且各省新职官的养廉大都减成发放。如湖北、湖南两省交涉使例定年支养廉6000两，结果经分成、扣支，湖北实支仅2707两2钱，湖南实支仅1804两8钱。[2](卷145.P.9062)
透过这两个特点，清季十年俸制变化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一方面，官俸禄名目繁多，加之官员大量增加，从而导致了官俸数量的大量增加，从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由于俸禄不能切实支给，许多官员只好多方巧取豪夺，从而导致了官民矛盾的激化。因此，1910年《民报》刊文称：“彼满洲之立宪，无论为强悍、为阴柔，要之直接、间接增益民生之疾苦也，是即无异普及革命主义，是即无异展拓革命党之实力也。噫！满洲欲以立宪阻革命之进行，宁知适以助革命之进行乎？”[7](P.525)作为立宪*的一个侧面，俸制改革的影响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俸制执行上的名不副实，不仅使吏治旧弊难除，而且增强了官员的离心倾向。由于物价上涨，官俸欠支，许多官员的生活难以为继，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清廷的离心力日益增强。对此梁启超在1910年论道：“最近一二年间而有惊心动魄之一现象起矣，则官俸与兵饷之延欠是已。都中度支部、外务部、邮传部外，其它各署大半皆以筹司员薪水为最大问题。外省则虽素号富庶之邦，而各局员薪俸皆支半欠半。”各军欠俸“年年如是”，“省省如是”。他进一步指出“此现象继续一年，全国所至兵变矣。故即此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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