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上述情况，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后，新设、改设各部大都援先例奏定养廉银数。1907年地方官制改革后，各省新设职官也纷纷奏定养廉银数。如东三省总督奏定年支养廉3万两，高出清末定额1.3万两～2万两[4](P.550-551)达万两以上；皖湘两省分别奏定巡警道养廉银为2000两、4000两[2](卷142.P.9034.P.9035)，高低相差竟达2000两。

　　养廉制度的上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俸制，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养廉制度的混乱。

　　（三）公费制度

　　公费并不是清季出现的新名目，不过作为一项制度来推行它却是不同于过去。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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