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翰林院等，官署宦宅，悉遭焚毁”（佚名：《综论义和团》，稿本），以及所谓“稍有名望之富人，皆为团民觊觎，时耽惊恐，日不聊生”（《庚子记事》，第二二页）之类的记载便是证明。特别是在天津、北京相继陷落后，义和团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夹击的教训中有所清醒，于是由“扶清灭洋”变为“扫清灭洋”。从此义和团在打击侵略者的同时，还和清朝统治势力相对抗，出现所谓“土匪蜂起，各据村镇山寨，拒敌官军，剿则兵民不分，抚则抗不听命，官军屡次失利”（《周悫慎公公牍》卷二，第十六页）的局面。义和团“已将县官戕害，狱中囚犯尽行放出”（《义和团》第一册，第二一二页），并且打击地主和教民势力，以致出现“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同上，第九五页）的现象。一九○一年以后，四川义和团在揭帖中鲜明地提出“灭清剿洋、兴汉行事”（《四川巴县档案》）的口号，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并以“打富济贫为名，择肥而噬”（同上），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遂使义和团余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性质。类似的情况在直隶等地也时有发生。
第二，和第一种类型的传单截然相反，在一些揭帖和告白中明确地表示拥护清朝皇帝，并向皇帝表示痴心的忠诚。它除了反对洋人之外，连反贪官的内容也不曾涉及。而且还明确地表示一旦杀尽洋人之后，立即各归其所，而没有反对封建秩序的任何要求。著名的《警告国闻报揭帖》和《马兰村义和团告示》就是这类传单的典型。《警告国闻报揭帖》劈头就说：“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结尾还进一步表示：“等待杀尽洋人后，快快回转旧山林。”（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三）在《庚子□蜂录》中所收的《义和团乩语》里，亦有“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辑，第一八页）的内容。有的咒语中也有“除灭鬼子保大清”（《义和团》第四册，第一五二页）的词句。这些都是部分义和团只反洋人而拥护皇帝等保守思想的表现。这类传单大多出现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同庄王载勋等人所制订的义和团《团规》的精神很有相似之处。在《马兰村义和团告示》中提出：“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并说：“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同上，第一四八页）从而把斗争的宗旨局限在只反洋人，不反朝廷和维护封建秩序的范围。
第三，一些传单明确地表示只反卖国官吏，而不反皇帝，号召人民要在义和团的率领下翦除卖国祸根。例如，《张德成揭帖》中说：“君非桀纣兮，奈佐非人，上行下效兮，民冤不伸，和约各洋兮，羽翼洋人，趋炎附势兮，肆虐同群。”这是对清朝卖国官吏的无情揭露和棒喝。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