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义和团成分复杂是它们认识不一、行动互异，在反封建与否问题上判若两家的另一主要原因。在义和团的成分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群众，也有富户、官绅以及一些趁火打劫者。“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六页）成分的复杂，当然参加义和团的目的要求也大不一样。多数是为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特别是反对洋教横行为恶，也兼有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但是也有不少人专事仇洋灭教，而不参与任何违抗封建秩序的活动，还有一些挂起义和团的招牌而大肆抢劫的歹徒。义和团流入城市后，成分更加复杂，行动更难统一。时人说：“近观各州县之义和团民，粗食布衣，尚有朴实耐劳之气象。京城内各坛之团民，立坛愈多，勒财之法愈奇……，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要求安饱者；有富豪之人，恐遇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庚子记事》，第二五页）可见，同为义和团的旗号，却有真团、假团之分。一些王公卿相和殷实之家，身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自然不会有反封建的要求和行动。但是他们之中确实有人因痛恨洋人侵略、痛恨教会势力而支持或参加义和团杀洋灭教、反抗侵略斗争的。因此，对这样一些官绅控制或建立的坛、团不可一概以假团目之。当然，也有不少官绅“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的假团。还有一些“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七九页）的冒牌货。这些假团根本谈不上具有任何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只不过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而已。

　　但是，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农民和手工业者始终居于主力军的地位。他们与地主和官府的阶级矛盾不会因为仇洋灭教而泯灭，只是由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激化而暂时降为次要的地位，遂使义和团运动成为以反帝反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的群众运动。然而，由于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解决，因此在义和团运动中二者之间的磨擦和斗争始终是存在的。即使是在清朝政府招抚义和团之后，也出现义和团愤然“抗命”，声言“吾团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义和团》第一册，第一三五页），“京官虽一二品大员，亦不能不为所胁”（《义和团》第一册，第七九页）之类的现象，有的义和团还大骂“官亦是二毛子，私通洋人”。（《拳时北京教友致命》第八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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