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秋天，山东著名的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阎书琴等人在冠县聚众三千余人，树起“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的旗帜，其性质与余栋臣的“顺清灭洋”的口号是相同的。山东是义和拳起事最早和最活跃的地区，也是侵略势力异常猖獗的地区，就连一些封建官吏亦深感外侮严重，因而对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在奏章中为义和团鸣不平。有的说：“臣闻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义和团档案资料》上册，第四四页）有的说，拳民“结会之由，实因各处教民欺侮过甚，地方官又复一味祖庇，不足以服其心，乃藉会以资保护，并无与官为仇之意。”（《义和团档案资料》上册，第八三页）有的地方官因不满于教士挟制，“亦思藉民力以报复”，“或对众讽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二）曾经镇压过义和团的山东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也都是中途改变了主意，转而支持义和团的“杀洋灭教”的斗争。就连清廷统治集团，也在外侮紧逼的情况下，曾于一八九八年冬谕令各省督办团练，并令沿海督抚整饬防务以御外侮。可见，在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营垒中这些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舆论和动向，正是清朝统治集团一度接受和容纳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历史条件。“于是办团令下，便树旗曰‘义合团’、或又曰‘义和团’，有奉旨团练之旗，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灭洋之旗。”（《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四五页）这说明，“助清灭洋”之类的旗号很快流行，恰是当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地位的产物。尽管这一口号缺乏科学性，但它却明显地体现了义和团把解决民族矛盾摆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而对清朝统治者则采取“扶助”与合作的态度。
特别是一九○○年春天，帝国主义侵略者多次要挟清政府加紧镇压义和团，并于五月间以保护使馆为词调集洋兵入京后，不但激起义和团的强烈反对，也使清朝封建地主阶级和那些盲目排外的顽固势力对洋人更为疑惧，于是仇洋的情绪遍及朝野，出现了“普天率土，谁不恨外侮之强横”（《偏善斋存稿》卷下，第八三页）的局面，遂使“扶清灭洋”之旗不胫而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义和团各坛场，均门前竖立大旗，上书‘保清灭洋’等字，人皆耀武扬威。”（《庚子记事》，第一八页）有的则大书“奉旨义民保消灭洋，更有书写替天行道、保国卫民等字”者（同上，第二○页）。这说明，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以争取联合清朝统治者，而集中力量打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则是顺理成章的，是时代的要求，其主流是应当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要求义和团一手反帝，另一手反封建。事实上，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势下，这一口号在实际斗争中也确曾起到了策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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