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增进的标志，是劳动器具的不断改进，它是以社会的分工为其必要条件的。“伎巧”便是社会分工后所形成的专门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随着专门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扩大，商品便于物品相对立进入交换关系。这里，所谓“奇物”很明显地不是劳动生产物本来的自然形态，而是超自然的具有价值形态的物品。有了商品的交换，便发生了相互对立以至于相互滋挠的关系，这是因为“奇物”既然是超自然的东西，它便为人所注意争相以“伎巧”实现了。

老子之所以反对生产中的技巧和奇物，主要是由于：第一，社会的动乱[注: 动乱 拼音： 解释： （社会 ）骚动变乱。-dongluan]和不安首由争起。怎样才能“使民不争”呢？“争”为争利，争货，而各种各样的奇物、“难得之货”，更会使人们争而不已，愈争愈烈。新产品是由新的生产技术制造出来的，这样，技巧是成了祸乱之源。因此，老子认为，要平息社会的争乱，就要“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二，“技巧”和“奇物”会引起人们欲望的发展，多欲会引起奇物，伎巧的采用，而奇物、技巧又会刺激人们的欲望，引起新的欲望的出现。而寡欲、崇俭是道家的一贯主张，主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没有技巧、奇物和难得之货，人们的欲望就简单，追求也就有了限度。第三，技巧、奇物的发展是对自然、素朴之道的破坏，引诱人们染上诈伪诡谲。老子倡导“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不敢有为”的社会风气。技巧、奇物则同属“智慧出，有大伪”的结果。老子把社会矛盾的对立归为商品生产发展造成的人怀“技巧”和对“利”益的追求，显然有失偏颇，表现出老子所代表的原始自然主义的局限性。

然而，追求“伎巧”和“奇物”致富毕竟在当时已成为现实，老子一方面对此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则提出了自己对财富聚集的看法：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为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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