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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律令》与秦汉继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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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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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并”。孙吴诸将领死后其所领的兵，除有罪或无子以外，通常由他的子弟继承率领，甚至“子弟虽小，不可废也”，八九岁的孩子都获得继领父兵的权利。此前最合理的解释是孙吴政权既然建立在江南大族联盟的基础上，便不能不承认世袭领兵制。我们知道东汉末年江南早有家兵，从外方来的将领也带着他们的部曲。孙吴政权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诸将领所统的兵是复客一类的私属，所以国家还有权收还或另行调配。但既然‘家兵’、‘部曲’先于孙吴政权而存在，便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事实，而且把官兵变成私兵的现象，也还要继承下去。但现在根据《二年律令·置后律》，可以用身份继承、概括继承的法理加以解释。八九岁的孩子获得继领父兵的权利，其实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继承，并非是孙吴政权江东化所致，其有着古老的法律渊源，是一种常例，是汉制的自然延续，汉初列侯即领有相当数量的私兵。居延所出西汉施行诏书目录(6)，“郡国调列侯兵，四十二”，有学者指出：“此在吕后元年诏以后，景帝后三年诏之前，当属文帝之世。此诏当述郡国调迁列侯兵，史失载。”据此，汉初列侯有可能掌有相当强的兵力。
三、以析产分家为核心的财产继承制度
我们在张家山汉律中不仅窥见了古老的身份继承制；中国古代多子继承制下的财产析细的办法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结的财产继承制度中，子大析产，兄弟均业。如“父母在兄弟异居”、“兄弟各别资财，同居异炊”的办法在张家山汉简《置后律》及《户律》中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张家山汉简《户律》：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334)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335)罚金一两。(336)
整理小组指出：“先令，遗嘱。《汉书·景十三王传》：‘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注‘先令，预为遗令也’。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出土有《先令券书》。”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有必要引用原文加以辨析。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序号为M101·87的“先令券书”竹简简文如下：
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亥]，高都里朱凌(墓主)[庐]居新安里。甚接其死，故请县、乡三老、都乡有秩、左、里肺(师)、田谭等为先令券书。
凌自言：有三父，于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子女以君、子真(即朱凌本人)、子方、仙君，父为朱孙；弟公文，父吴衰近君；女弟弱君，父阿病长宾。
妪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遂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妪予子真、子方自为产业。子女仙君、弱君等贫毋产业。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一处分予仙君，于至十二月。公文伤人为徒(完城旦)，贫无产业。于至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弱君各归田于妪。让予公文。妪即受田，以田分子公文：稻田二处。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卖予他人。时任知者：里、伍人谭等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
有学者认为：“胥浦《先令券书》的出土，表明到我国西汉时期，我国已初步具备了一套习惯性法定继承与遗嘱执行相结合的遗产继承法规。”还有学者认为：“它(胥浦《先令券书》)是中国已知的时代最早的遗嘱实物。”但也有学者指出：“很多论著都将此看做是形式完备的遗嘱文件，而且有官方代表作证人，说明遗嘱处分财产是合乎当时的法律原则的。其实不然。细读原文，可知以君、真、方、仙君、公文、弱君六人为同母异父之兄妹，父皆已过世，其母(老妪)尚在世。业已形成‘同居异财’关系。在当初分割家产时，按家产只能由子辈分析的原则，应由真、方、公文三兄弟平均分析。但公文自少外出，其母便将原本属于公文的产业暂给了贫无产业的女儿仙君与弱君。身为长兄的真(朱凌)在临终前觉得有必要收回仙君和弱君的田产，交付给原所有人公文，故由母亲主待，请县、乡三老和亲属作证，并立券书为据。既然券书中处置的田产并非朱凌本人之财产，这份文书自然也非朱凌处分己身财产的遗嘱，只是归还公文产业的见证书。若以此例认定汉代有遗嘱继承制度，无疑是指鹿为马。”我们在此完全同意后者的分析。此外，有学者拿来与胥浦《先令券书》互证的是立于东汉光和五年的四川云阳《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南宋洪适将其编人《隶释》时，碑文已严重残损。洪适为此加了案语：“徐氏归于季本，有男日恭，字子肃，早终。故立从孙广延为后。广延弱冠而仕，又复不禄。……徐氏自言少入金氏门，夫妻勤苦，积人成家。又云季本平生以奴婢、田地，分与季子雍直，各有丘域。继云，蓄积消灭，债负奔亡，依附宗家得以苏，则雍直似是季本庶孽，不肖子，分与赀产，居之于外者。徐氏老而广延死，故又析其财产……虑雍直为嫂侄之害也，故刊刻此石。”由此可见《金广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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