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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比较研究及其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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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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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特性。追溯到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时期，那时的学者大都依靠公开演讲和论辩，力图击败对方并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声望，以求吸引更多学生到自己的门下，籍此来养活自己，然后从事追求智慧的活动。到了中世纪时，希腊科学传统出现断裂，科学探索陷于停顿。但是在论证神的存在与特性的自由探索中，西方人的逻辑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理性精神得以发展。而到了中世纪后期，神学家和僧侣们转向尝试从自然哲学的角度进行神学研究，却使得他们的研究带有了一定的科学研究的意义。及至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文明再度被“惊喜地发现”，这股“清新的空气”伴随着宗教改革激发的思想解放，欧洲人的学术热情迸发，一派活跃、开放的汲取古典知识和探索自然和人本身的风气。不可否认，在西方科学史上，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古代，均不乏科学从业者本来就是贵族或高级神职人员的例子，也不乏依附于王公贵族或朝廷的例子，比如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波义耳等。但是和中国古代的负有官方使命的官僚学者完全不同的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在解决生计之余得以探索自然、追求智慧。在西方精神生活中始终就有“爱智慧”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得他们的学术具有独立、自由、理性的禀赋，也使得其知识的来源广泛的多、传播和交流比较充分，探索无拘无束。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即设有专门机构，比如钦天监，拥有一套完整的体制，而且科学家往往又兼具官僚身份，是完全不同的。
（三）
郑和下西洋和中国传统科技都表现出一定的内敛性、封闭性、保守性，正是这种特性即使得郑和航海仅仅被赋予迎合皇帝的虚荣心理和假海道移植封建王国的治国方略的任务，而缺乏开拓进取的心态，也使得中国传统科技无法及时地吸纳外来的先进成分，甚至自我超越，发生质的突破。
在海洋发展事业上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是由几个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由于古人地理视野的狭小和中原文化长时间发展得较四邻为高，因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形成了中国是居于大地之中的“天朝上邦”，而其他国家皆“蛮夷之地”的观念。这种心态，再加上封建制度固有的内敛性和四平八稳的自给自足、不假外求的小农经济，一直持续到晚近。其次，与把中原作为世界中心的思想观念相适应的、中国自古就有的地平大地观也使得郑和不可能去想一直向西航行还可以绕行地球而回到出发点，这就限制了他的思考和行动，导致了郑和航海中的某种观念性制约。再次，中国虽然也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但中华文明的崛起和高度发展都发生在中原地区，然后再向周边扩散，这个文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对异己文化的融合与同化能力很强，这些都决定了中华文明总体上还是一种大陆文明模式，海洋文化只能成为融于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始终也没有成为中国大地上主导的文化。这样，中国文明自然就具备了大陆、大河文明所具有的内向性。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加上明朝中叶确实享有的国力的强盛和传统科技的发达，就决定了中国的统治者的自负和自我中心意识，对开拓疆土、探索异域、发展贸易缺乏兴趣，在海外活动中相应表现出一种内敛性和封闭性。明太祖朱元璋就说过：“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26】。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不是学习、获取和探索，而是为了满足明帝君临天下的愿望，制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使更多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于中国。于是乎，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竟出现了16国1200名使节入华朝贡的盛况。可见，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执行的“朝贡贸易”、昭告天下明成祖的登基、扶助满刺加国、剿灭海盗陈祖义、锡兰山战役等带有一定进攻性、进取性特点的活动，均是在上述主要目的之下进行的，无不是为了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和达到“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27】的目的，以显示天朝大国的威仪，而并非真正的征战、扶植傀儡政权和开拓航海贸易的行为。这样，郑和航海的整体上表现出了一种保守、自闭的历史局限性。当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达到了通过海道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满足了明帝的虚荣心后，下西洋的活动似乎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办下去了，于是中国自愿地退出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自愿地放弃了对经济、海权、文化霸权等诸多海洋权力的追逐和分享，而此时欧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航海先行者，正在摸索着向印度洋驶来。当然，这种不思开拓的心态也是部分地同上文谈及的缺乏深刻的社会、经济动机和官办特色是直接相关的，但它作为一个明显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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