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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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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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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大约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国，明代随着西域回人向内地的迁移得到很快发展。如同其他外来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学者也采取了“附儒”策略宣传其教义。如明清之际的重要教徒王岱舆、刘智等人，终其一生都在宣传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教理同源。
王岱舆先世西域，自号真回老人，约生于万历年间，卒于清顺治年间，所著《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正教真诠》何汉敬顺治丁酉（1657）序称：
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 ……且立说平易，不事玄诞，且道释两家，绝为霄壤，较之吾儒性理一书，同而异，异而同，亦在所不讳[３８]。
另一较晚的回教学者金世和在《清真大学》序中的话，如不加特别的说明，则很难与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言论加以区别：
《中庸》曰：“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修道谓教。”《论语》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孟子》则言：“尽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是四子书无不知有真主，亦无不知认主也。《诗》、《书》、《易》所言天者，皆指主宰而言，惜儒者读之不加察耳[３９]。
刘智为清康熙年间的回族学者，他认为“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五功”（念礼斋课朝）是“五典”（仁义礼智信）的反映，其《天方典礼·自序》称：
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尊习天方之礼，即犹遵循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第后世不之讲求，而逐渐失之矣[４０]。
明洪武年间，西域《天文书》和《回回历法》被翻译成汉文，对伊斯兰文化的兴趣亦由此扩展到对天文历法有兴趣的汉族知识分子之间。明代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唐顺之关于回回历法有一段有趣的论述：
汉《律历志》曰：“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然东北南蛮诸夷皆不闻有历，而西域独有之。盖西域诸国，当昆仑之阳，于诸方为得风气之正，故异人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来，见于中国今世所谓回回历者，相传于西域圣人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原，实起于隋开皇十九年己未之岁。元之季世，其历始东。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统历也，得西人之精乎历者，于是命钦天监以其历与中国历相参推步[４１]。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御倭有功，升右都御史，代凤阳巡抚，著作收入《荆川全集》；史称其人通数学和回回历法，撰有《勾股弧矢论略》、《勾股六论》等。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曾多次提到唐顺之，其《历学疑问》有数篇专论回回历，得出回回历为西洋旧法、欧罗巴历为西洋新法的结论。他又进一步发挥，将所有域外天文历算知识归入“西学”之列，并师心自用地按其传入中土的先后或与之接触而加研究的顺序排出谱系：
西学之入始于隋开皇己未，唐有九执历，元有回回历，明亦兼用，至徐文定公译历书，其说始畅[４２]。
总而计之，（西学）约有九家：前五家(九执一、万年二、回历三、陈袁四、唐周五)皆西之旧法；后四家(利汤南共一、穆薛二、寅旭三、揭方四)皆西之新法，即欧罗巴历也[４３]。
“九执”、“万年” 指分别于唐、元两代传入中国的印度、阿拉伯历法，“陈”、“袁”、“唐”、“周”分指明代对回历有所研究的陈壤、袁黄、唐顺之、周述学等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薛凤祚、王锡阐、揭喧、方中通等则归入研习“西之新法”的人士。
这里值得提到梅文鼎在《历学疑问补》中的一段陈词，他在“中土历法得传入西国之由”一节中，将《史记·历书》“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上述唐顺之所引之《汉志》实出《史记》）一说加以发挥；又借《尚书·尧典》“令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的传说，设想到了纲纪崩乱的西周末年，因东、南海阻，北方严寒，掌握历算知识的官人只好挟书器西征，而与中土接壤的西域诸国“势固便也” 地成了中学西渐的中转站[４４] [４５]。这一说法经他的孙子梅珏成宣传[４６] [４７]，复被定稿的《明史》采纳，成为清代钦定的观点和康熙－梅文鼎“西学中源”说的一个重要支柱。
《明史·历志一》总论《历法沿革》，其最后部分加了一段“故备而论之”的评论，文字与梅氏祖孙如出一辙，当系先后以蒙养斋汇编官和翰林院编修身份在康熙身边工作并参与撰写《历志》的梅珏成所为。其文为：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嵎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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