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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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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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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垣、方豪等人的考证，此文并非利玛窦所作，而一定是一个熟悉佛理和中国佛教史的耶教人士,孙尚扬更直接考论其作者是徐光启[６７]。无论是何人，这一带有当年佛道之争色彩的论点肯定会为耶稣会士所知晓。
景教碑于明天启年间被发掘出来后，最先引起注意并研究的也正是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uel Diaz）首撰《唐景教碑颂正诠》，费奇规（Gaspar Ferreira）、艾儒略、孟若望（Joāo Monteiro）、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方德望（Etienne Faber Le Fèvre）、卜弥格（Michel Boym）等都先后进行研究。他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块古碑，是因为它可以证明天主教来华并不迟。被誉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写道：
贞观九年，曾有传教东来者。今考景教碑序，可知梗概。天主降生此地，正为此地易于流行，且宗徒多默敷教于小西（指印度）时，去天主降世未六十年，传播已广。汉明遣使西行，访求佛书，以为西方有圣人焉，此时必有所闻。其使者行至天竺，不能复西，偶得浮屠之书，认为圣教，遽以四十二章东入中国，误取之也[６８]。
耶稣会士对犹太教在中国的历史也非常感兴趣，前已论及。
以上材料表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历史上外来宗教在中国的遭遇是有所了解的，他们选择佛教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对儒家学说加以迎合，这一点与两晋南北朝时道教人士所采用的策略完全一致。本文所述及的那些早期的“西学中源”说，或许在他们决定采取调和儒耶的策略时，曾经扮演过一个不起眼的角色；而“老子化胡” 之类的说辞，也足以引起他们的警觉，从而尽量回避耶儒孰先那样的麻烦问题。
当然这一结论只是非常初步的，耶稣会士究竟了解多少前代故事？诸如《牟子理惑论》那样调和儒道佛的著作，以及诸如“格义”法之类的宣教手段，是否构成过利玛窦们“适应”策略的思想资源呢？在这方面笔者还一无所知，故愿以此献芹，以就教方家。
文献与注释
[１] 关于这一课题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不断，下面是部分有代表性的中文文献：李兆华《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自然辩证法通讯》7卷（1985）6期，页45－49；刘钝《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自然辩证法通讯》8卷（1986）1期，页59－62；张永堂《方以智与西学》，《方以智与王夫之》，并见张永堂著《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台湾文镜文化有限公司，1987年，页109－172；刘钝《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3卷（1991）3期，页42－58；王扬宗《“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台北《大陆杂志》90卷（1995）6期，页39－45；王扬宗《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页77－84；王扬宗《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载刘钝、韩琦等编《科史薪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71－83；韩琦《从<明史>历志的篡修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同上书，页61－70；韩琦《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汉学研究》16卷（1998）1期，页185－201。以上作者中，李兆华系这一波研究中最早发表文章者，他又首先指出供奉清廷的传教士在鼓噪“西学中源”说中的作用；刘钝首倡明清遗民学者同此说的关系并对清初宫廷与民间互动终使之成为钦定理论的过程进行了揭示，又指出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适应”策略对“西学中源”说的发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张永堂指出方以智、王夫之等大儒的有关言论；王扬宗指出与明末与传教士有关的徐光启、李之藻、熊明遇等人以中学附合西学西教，又辨明梅文鼎《历学疑问》与《历学疑问补》之不同与康熙的关系；韩琦÷则采取了从来华传教士的立场考察“西学中源” 说的新研究视角。
[２] 全汉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4卷（1935）2期，页57－58。
[３] 以致近来个别人无视学术道德，大段地抄袭其文而不加任何说明。
[４] 《后汉书》卷六十下《襄楷传》，页899，上海《二十五史》版。
[５] 原文是：“（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传》，页247，上海《二十五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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