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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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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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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撰写的序文称[５６]：
说天莫辩乎《易》。《易》为文字祖，即言“乾元”、“统天”，“为君为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阳氏解之，以为帝者，天之主宰。然则天主之义，不自利先生创也 …… 彼其梯航琛贽，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５７]。
循着这样一条思路，徐光启、李之藻、熊明遇等人，在著作中发表了许多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经典相比附的言论[５８]。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利玛窦并没有直接鼓吹“西学中源”说，但是他所倡导的“适应”策略，客观上对这一理论在明清之际的高涨起到了催化作用。理由是：一、他那过于谦恭甚至近于谄媚的姿态加深了中国统治者和士人关于“远人慕化”、“礼失求野”的幻觉：二、他以中国经典附会教义的手法在方法论上启发了后来的“西学中源”论者。
同样，他的继承者也不可能自觉地拥护“西学中源”说，但是出于向皇帝邀宠和赢得士大夫信任的目的，后来的耶稣会士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持。康熙皇帝说“阿尔朱巴尔（Algebra音译）者，传自东方之谓也”[５９]，这一对“代数”词源所作的附会性解释可能就出自传教士。由康熙颁令编写的《数理精蕴》中有一段关于“西学中源”的御制理论，传教士在这里成了证人：
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数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粤稽古圣，尧之钦明，舜之睿哲，历象授时，闰余定岁，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推步之学，孰大于是？至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肆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６０]。
由此看来，利玛窦和追随他而来的耶稣会士们，对“西学中源”说的高涨是有一定责任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他们所采取的“适应”策略，同中国早期那些广义的“西学中源”说有无瓜葛？如果有，那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相关的信息资源？
首先我们注意到，利玛窦于1583年刚从澳门来到肇庆时,他和早先来过这里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是身着中国官府所赐予的僧服的。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以和尚自居，同时他们也认为佛教是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最有前途的结合点。后来利玛窦的认识有了变化，首先他发现佛教僧侣在中国的地位远没有儒者高；更重要的是，通过钻研中国经典，他发现完全不需要佛教这个媒介就可以使天主教义同中国古代的圣人学说发生联系。根据朋友瞿汝夔的建议，他于1594年致书上司，请求换穿儒服[６１]。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包括与若干佛教学者和教中重要人物的讨论，利玛窦向佛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的《天主实义》“特攻释氏以求胜”[６２]，被李之藻称为“易佛补儒”之作。在谈到何以佛教在天主教之先入中国的原因时，利玛窦杜撰了一个故事：
考之中国之史，当时汉明帝尝闻其事（指耶稣），遣使西往求经。使者半途误值身毒之国，取其佛经传流中华。迄今贵邦为所诳诱，不得闻其正道，大为学术之祸，岂不惨哉[６３]！
这说明利氏对佛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多少有所了解。他的仰慕者之一、时任湖广佥事的冯应京则作序攻击佛经窃取中、西圣人，冯氏发难的手法竟与两晋南北朝的道士完全相同：
乌知天竺，中国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窃闭他卧喇劝诱愚俗之言，而衍之为轮迴；中窃老氏芻狗万物质说，而衍之为寂灭[６４]。
利玛窦又在同虞淳熙论学的一封信中说：
且佛入中国既二千年矣，琳宫相望，僧尼载道，而上国之人心世道，未见其胜于唐虞三代也。每见学士称述，反云今不如古 …… 上国自尧舜来，数千年声名文物，傥以信佛奉佛者，信奉天主，当日有迁化，何佛氏之久不能乎[６５]？
题为利玛窦撰的《辨学遗牍》后编《利先生复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中谈到：
（佛教）迨后流入中华，一时士大夫醉心其说，翻译僧儒又共取中国之议论文字，而傅会增入之……综其微旨，不出于中国之《老》、《易》。盖自晋以来，人人《老》、《易》，文籍必多，今皆泯而不传。则当时之立言尘论，汪洋恣肆之谈，微妙圆通之义，尽入佛经中矣[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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