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科学万能的丁文江其实是面向未来，他认为当时科学的力量还相当有限。因此,
“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
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
他指出英国教育界从中学到大学，仍基本控制在教士手里，欧洲大陆和美国亦然(这意味
着他说在欧洲混不下去的玄学鬼其实混得不错)；并以“欧美做国务员、总理、总统的从
来没有学过科学的人”为例，证明“科学的影响，始终没有直接侵入政治”。故“欧美的
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如今“欧洲的国
家果然都因为战争破了产”，该负责的是“不科学”的政治家同教育家。[117] 换言之，
欧洲破产的是尚未“科学”的“国家”，却不是“科学”的欧洲“文化”。

　　这提示着当时人所思考和讨论的，其实不必是研究学理的科学本身，而是人们认知中
科学(实际和可能)的社会功能。正如许华茨指出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站在“科学”一
边的人其实对科学的看法相当不一致，故这次论战“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
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118] 同样，前述张君劢和张东荪观念的歧异说明
,“玄学”一边的人对科学概念的认知也是相当不同的。

　　那时人们的科学观不仅歧异颇多，而且有的人变更极快。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的
梁启超大致与胡、丁观念接近，但在该书出版的1922年当年即已有新的看法。他回顾说，
由于“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学者多欲证明自己所治学科也有因果可寻，以成为科
学。“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
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
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现在读了西人著作，再加上自己的研
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119] 梁固以“与昨日之我战”而著称，但这样短的
时间里有这样截然相反的根本转变，仍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时人科学观的不稳定性。

　　梁启超自供的想为史学“取得科学资格”的心态，又揭示出科学作为社会象征的魅力
。在五四人提出“赛先生”口号时，对“科学”的概念并无一个大家认可的共识，但作为
一个正面象征还能为各方所接受。科学与人生观这次论战再次表明，在时人的心目中科学
概念的歧异恐怕还超过其共性，且这一歧异已延伸到象征层面。西来的“科学”在象征层
面也已不再一致，正是一战后“西方”分裂的明显表征。[120] 对这样歧异波动的科学观
是否能以“科学主义”来作概括性的诠释，我以为是要打个问号的。

　　时人对科学缺乏共识直接影响到究竟应当怎样在中国提倡和推进科学的问题。偏于玄
学一边的林宰平提出，五四后的中国已与前不同,“真科学家固然不多，但是知道科学是
重要的，这几年似乎很不在少数。现在提倡科学，正要为他显出真正的价值，筑了坚实的
基础”。林氏认为“科学的”不一定就是“科学”，即“科学和科学的方法”两者并非一
事。若两者不分即可能导致“天地间无一不是科学”这样一种泛科学化。若“把科学极力
的普遍化，烧酒对水卖，分量越多，价值越少”。他观察到，当时学术界的毛病在于,“
一个范围很严谨的名词，应用又应用，后来渐渐失其本意，甚至有与原意义完全相反的”
。故“科学一语，恐怕不久也要变成滥套了。这是糟蹋科学，不是提倡科学”。[121]

　　马克思就曾否认过他是时人认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林氏所见的确是当时尚未引
起足够注意的现象。古代中国曾有将政治泛道德化的现象，对外和战常提到道德的高度，
致使一些相对切实的政策主张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122] 近代中国也曾有明显的泛政治
化倾向，如女性的缠足便常被提到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结果女性本身“人的解放”这一
更根本的目标反被忽视。[123] 思想学术的泛科学化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其
结果是“科学”变为象征和“口头禅”，在一定程度上反与具体学理上的科学研究疏离，
这样的异化现象在最提倡科学的五四时期已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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