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论战诸公所欲针对的都是青年学生，应是无疑的。而胡适、丁文江等更加看重
这一点，或因为当时青年本多站在他们一边。熊十力注意到:“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
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
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60] 一向乐观的胡适看到
了趋新大势的社会影响，他发现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
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
侮的态度。”[61]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在科学的“话语权势”之下，真正能对科学提出质疑的或者只有
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由于当时的“科学”其实是西来的，留学生大概因其略知西学而具
有某种对“不科学”指责的“免疫”身份。如留学美日两国的杨荫杭就敢指斥时人“略闻
一二粗浅之科学，即肆口痛诋宗教为迷信，此今日中国之通病”。其实“无论孔教、佛教
、基督教，择其一而信之，皆足以检束身心，裨补社会；而独不可屏弃一切，以虚无鸣”
。而胡适在一次与王宠惠等吃饭时，也听到王“大骂西洋的野蛮，事事不如中国”，只有
请客吃饭的规矩比中国好。[62] 在当时的语境下，为“迷信”伸张或骂西洋的野蛮，似
乎也只有留学生才能说得比较理直气壮。

　　正因为科学已处于一种“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的地位，但实际上
又没有多少人“懂”(故其威权实不巩固)，曾经是趋新先锋的梁启超站出来说科学“未必
万能”就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了。胡适当时解释这次论战“发生的动机”说:“欧洲的科学
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但中国的情形则不同，此时“正苦科学的
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
，却有名流学者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不管其本意如何,“梁先
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63] 但由于丁文江与梁启超关系
非同一般，他自己即曾追随梁同游战后的欧洲，且两人的辈分也有差异，丁恐不便直接向
梁挑战。张君劢的演讲恰给丁以发动的机会。

　　吴稚晖当时已指出:“张先生的玄学鬼，首先是托梁先生的《欧游心影录》带回的”
。[64] 胡适复注意到张君劢实际也比梁启超走得更远，梁到底还声明本不欲“菲薄科学
”，而张“原是一位讲究‘精神之自足’的中国理学家，新近得到德国理学家倭伊铿先生
的印证，就更自信了；就公开的反对物质文明，公开的‘菲薄科学’，公开的劝告青年学
生: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决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公开的宣传他的见解:‘自孔孟以至宋
元明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65]

　　张君劢既然已突破清季以来不敢公开轻视科学的常规，其对新文化人所推动之事业的
威胁就凸显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家”张君劢的“自信”其实是西来的，在尊西的
民初，柏格森、倭伊铿等人的名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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