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君劢的“同时代人”其实不少，稍后唯物史观派攻击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同
样说其是“中世纪”的和“违反科学”的。彭述之说:“实验主义，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来
，是一种变相的中世纪式的‘烦琐哲学’”；其“表面上带着民主主义和似是而非的激进
的科学的面具，然而实际上却是十分保守的、专断的、反动的、违反科学精神的”。
[100] 彭氏言论最能表现当时的世风:第一要说对方旧，第二要说对方不科学；而其所用
词汇也最能体现当时的价值判断——“激进”正确而“保守”错误。在这方面，一般被认
为是“守旧”的张君劢其实非常趋新。

　　在与丁文江争论时，张君劢多次强调他比丁文江更新，更能追随欧洲思潮。他认为“
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但欧洲玄学
思潮从十九世纪末已开始兴起，故他以“新玄学时代”来称谓近“二三十年之欧洲思潮”
，并声明这样的新玄学是与此前旧玄学(注意仍是欧洲的)有区别的。张君劢先说，科学能
否支配人生这一问题,“自十九世纪之末，欧美人始有怀疑之者，今尚为一种新说”，故
丁文江不知。后又说,“以人生观为可以理智剖解、可以论理方法支配，数十年前或有如
在君之所深信者，今则已无一人矣。”正由于欧美思潮的转变，今日“欲以机械主义支配
吾国之思想界，此必不可得者矣”。[101]

　　张氏不久再申:“科学自产生到现在，其于人生的利害究竟如何呢?在吾国人或不觉此
是问题，因为科学一定是有益的；在欧洲则成为问题，已有数十年之久了”。欧洲人“自
十九世纪下半期后，对于科学，渐由信仰而趋于怀疑，尤其是法国人怀疑最烈”。而且“
方今欧美先知先觉，在精神方面提倡内生活，在政治方面提倡国际联盟，这种人已经不在
少数；只看我国人如何响应，必可以达到一种新境界。”故他“敢告诸君，我所说的并非
梦话，欧美知识界之新学者，都已趋向我所说的新路上来了”。[102] 以欧美“新”学者
走的“新”路来强化自己取向的吸引力，张氏用心相当良苦，而其尊西趋新的态度也表现
得很充分了。

　　由于张君劢自身在科学和人生观两方面都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学理研究，又负有士人
的立言之责，在立说时便不能避免随西人之波而逐西方之流。虽然张君劢自称其治学与奔
走政治皆有原则，既“不以时俗之好而为之”，也“不以时俗之不好而不为”；这针对他
在中国的情形或不错，但并未能改变他的思想资源基本是西来、而且正是在随西方之波逐
西方之流这一事实。张自己说，他与倭伊铿“一见倾心”，于是将正在读的“国际政治学
书束之高阁”。此后更“潜心于西方学术之源流，惟日叹学海之汪洋，吾力之不逮”。
[103]

　　最后一句的确是实话，张君劢所看的基本是国际政治和哲学书籍，对西方近代史所知
实浅。他一则曰“十九世纪之初，科学的信仰[在欧洲]如日中天”；再则曰“今日欧美之
迷信科学者，已不如十九世纪初年之甚”。[104] 这真不知是从何处得来的知识，与历史
事实全不符合。[105] 如果不是想当然的话，即很可能是据进化论以中国情形反推欧洲，
认为欧洲当比中国提前若干时间，由此得出这样的推论。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不治史学的张
君劢不犯此类错误(但他敢于随便立说的勇气也太足)，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拿欧洲之问
题来说中国人及与丁文江比赛更新更西的明显倾向。

　　正是在比丁更新更西的自信上，张君劢敢于指责丁文江“连‘心’同‘物’的分别都
不知道，哪里还懂得哲学！”过去的研究者或受张君劢的影响，说丁文江是什么心物二元
论者，其实丁本人就自认是唯心论者。丁氏本认为“所谓事实，包括精神物质而言；因为
我以为物质是mind content[精神内容]，此外并无独立的物质可言。”[106] 他又说:“
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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