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在戊戌维新期间曾是许多与严复同时代人寄予厚望的国际新秩序的代名词，
而“科学”则是更持久的西方文明象征；前者对其创始人已成“虚语”，后者在西人手中
造成如此剧烈的破坏，两者均导致“西方”这一整体形象的破坏。在这样失望的心态下过
去本拟“束诸高阁”的孟子言论由隐复显,“夷狄”与当年的“泰西”之间的关联似乎又
被唤醒了。其第二首的注语更已直接论及“汰弱存强”的“适得其反”，则严复到晚年实
已稍悔其引述西方的“进化”学说(严自己已不用“天演”而改云“进化”，也值得注意
)。特别有意思的是，时人对“科学”在中国与西方间的认知实有区别:科学在中国虽然更
多体现为“精神”并落实在整理国故和史学的“方法”之上(详另文)，在欧洲却像传教士
所引导的那样仍与“物质”相连而落实在“技术”上。

　　严复虽然不像梁启超和梁漱溟那样公开检讨中西文化问题，但他对西方文化的观感实
与二梁相近。有类似看法的老新派尚不少见，被认为吸收西人方法于中国学术最成功的王
国维那时即告诉胡适:“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王国维举
美国耗巨资拍电影例，以为“这种办法不能持久”。胡适在这里又看见了“科学精神”，
他认为“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
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他虽然对西方“不悲观”，但也以
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可知
胡适其实也已看出西方文化不尽美好，不过他主张“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西洋人向这条
路上走去”，王国维“也以为然”。[95]

　　正是读到西人在战后对自己文化的反省，张君劢才(有信心)成为少数跳出了严复版进
化论的学者，他明确将“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论”列在科学所力不能及的“人生观”范围之
中。仍在进化论中的丁文江立刻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将其点出，提请与他思想相近的“读
者注意”。[96] 另一位在美国学科学的任鸿隽与丁文江的观念接近，他说:诚如张君劢所
言，达尔文的学说已经有后人的若干修正和改良，但“进化论的原理，却是无人能反对的
”。任氏认为“近世的人生观，比中古时代的固定的消极的人生观进步多了”，而这一进
步正得自于进化论。他主张“把因果观念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事事都要求一个合理的。这
种合理的人生观，也是研究科学的结果”。因为“只有由证据推出的结论”才是合理的。
[97]

　　任鸿隽对“进步”与“合理”等观念的运用明显体现出他在进化论武装下的“现代”
心态，在美国学文科的罗家伦指出:斯宾塞(近代中国人另一重要思想资源)的进化论“用
最机械的解说，先认定近代什么都是好的，是最高的发展之标准，所以强分多少时代，而
以他们所认为‘不好的’都加在以前的或初民的社会身上。现在经真正科学的考察，知道
他们的论据充满偏见。进化(Evolution)只是现象的变动，是一种事实，但是进化不见得
就是进步(Progress)。”[98] 以今日后现代主义眼光看,“进步”也不见得就更“好”。
惟罗氏当时对进化论如此认识，似已比那些学科学的人要更全面些。

　　多数中国人大致仍在进化论笼罩之下，他们不仅以进化论立论，在驳论时有意无意也
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就是张君劢自己也不例外。张氏在十年后回顾当年的论战时认为“
最能代表中国这个时代的思想”的是吴稚晖的文章和胡适与陈独秀两人为论文集所写的序
文(有意思的是三人均非学自然科学者)，但三者在张的眼中当然都不够高明，吴的思想近
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朴素自然主义；胡适的文章则说明“他不是一个杜威的学生了，乃是十
六十七世纪时之自然主义者”，其立意与文风，又类伏尔泰；而陈独秀不过“借科学与玄
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99]

　　在进化论风行的近代中国，二十世纪之前的思想意味着什么，已不言自明。但张仍进
一步提醒说,“我们现在生在二十世纪，我们是不是应该拿欧洲十七世纪的思路，再重复
一下，又从十六十七世纪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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