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后之使用科学主义者常有进一步的发挥，如严搏非便认为，科学是带着伦理色彩作
为一种价值体系进入中国，到五四时代成为具有“新权威”性质的价值信仰，与其在近代
西方反权威的本质恰好相反。[87] 这样的观念，至少在这次论战之中“科学派”一边得
不到充分反映。丁文江曾面告张君劢,“科学的通例是一种事实因果关系的缩写，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有了新事实，就可以推翻”。张的反应是“真正出乎意料之外”！他原“不
知道科学是如此一文不值”，因此还增强了反对科学的信心。[88] 胡适晚年回忆说:丁文
江这一观念实在“太谦虚了、太不武断了，所以许多人感觉失望，许多人不认得在君说的
是‘科学’！”[89] “科学”在丁氏那里“谦虚”到使“许多人不认得”，则不仅其“
权威”性有限，更颇说明时人观念的不一致。

　　如前所述，科学概念本身未必是当时论战诸人关注的重心。胡适所说的“懂与不懂的
人”均推崇科学一语很值得注意，在论战之中已有许多人指出许多参战者其实不怎么“懂
”一般或具体某一科的“科学”，后之研究者也每每提到这一点。“不懂”者也要表示尊
敬，非常能体现科学在那时的“话语权势”；而许多“不懂”者又都敢于在此方面立言而
不觉有自我检束的必要，复体现出这一“权势”那虚悬的象征性，即其威权或无形的“控
制”更多表现为一个大家必须尊重的社会象征，在具体的“话语”层面反而“懂与不懂的
”各种人都可振振有词(实际历史画面呈现出的正是“言人人殊”的现象)。[90]

　　“科学”的概念本身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我们今日提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
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而且这些“精神
”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
[91])，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特别与理化等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有距离。
这大概即是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许多人下意识中那不言的“科学”，其与“格致”一线之
科学发展的关联反而是相对松散的。

　　五四人多认为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两大分支，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
观论战前后曾主张这两种方法应该合作成一条联合战线。胡适后来反驳说:“辩证法出于
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
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92] 值得
注意的是胡适用以判断或区分是否“科学”的标准正是进化论，他眼中的“科学”也是他
爱说的“历史主义的”。[93]

　　进化论在当时及此后的西方已引起较大的争议，但今日意义的“科学”在十九世纪确
立威望时，生物学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胡适等在中国受过严复版的“天演论”
熏陶而在二十世纪初受学于西方者，有这样的科学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知五四时人意
识中的“科学”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其确立或晚到二战前后，近年又在转变)恐怕
有相当距离。如果“科学”不同，所谓“科学主义”也就需要界定其在特定时空语境中的
含义了。

　　正因为科学在中国与天演论的关联，欧战的残酷及战后西人的反思才对中国人触动极
大，因为严复版的进化论(相对更轻视后天伦理的作用)本身受到了挑战。引进天演论的始
作俑者严复本人在欧战后的观感很值得注意，他晚年在何遂的《观欧战纪念册》上题绝句
五首(今录其前三首):“一、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
驱禽食肉看。二、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黄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
。三、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94]

　　同样有意思的是严复的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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