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丁文江自己而言，只要将科学限制在“方法”或“知识论”的范围内，便不受什么
唯心唯物的影响了。所以他认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
料，在他的方法”。故是否“科学”也只看其方法而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詹姆士的心
理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以及“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
学的方法”，均是科学。而西方科学之所以不屑同玄学争论，即因为其“知道在知识界内
，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108] 这样强调科学万能，似乎很像许多研
究者所说的“科学主义”，但丁氏口中的“科学方法”却并非时人的共识。

　　今日学者好争论人文学是否社会科学[109]，其实对五四人而言，这不是问题；那时
许多人认为所有学问都是(或应该是)科学，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人文学才科学或人文学怎样
研究才科学。五四人的前辈梁启超讲科学就注重的是其“精神”，且落实在方法之上，即
“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110] 胡适晚年回忆说:丁文江和他自己都“最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而赫氏
恰将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天文学都归入“历史的科学”一类，其适用
的方法正与中国的“考据”相类。[111]

　　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是否科学方法只是这次论战中的一个支题，却有着远更广泛的意
义；因为五四人讲“科学”时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
高到“文明”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若落到实践层面，
则“赛先生”真正落实的恰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之上。对此许多胡适的支持者其实
都或明或暗地反对(各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老一辈的吴稚晖干脆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
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
。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胡适学生辈的追随者傅斯年也对整理国故
很有保留，只是不曾正面挑战胡适而已。[112]

　　这里的根本大分歧正在于什么是“科学”，胡适和丁文江都认为考据方法即是科学方
法，张东荪则反对说:“汉学家的考据方法不能即算就是科学方法。我承认汉学家有点儿
科学精神，但不能以一点的相同，即谓完全相同。本来考古学[按非今日所谓考古学]只是
历史地理的一个分支，自有其地位。若把考古学的方法推广而用于其他地方，科学家即承
认这个就是科学方法，似乎未免太自贬了。”因为“科学注重在实验，考据不过在故纸堆
中寻生活”而已。[113] 问题在于，如果以是否“实验”为判断依据，则大部分所谓“社
会科学”都非科学，这恐怕连张君劢都不能同意。

　　实际上张东荪本认为“科学当然是Science的译语”，所以中国汉学家的方法自然不
可能是西来的科学方法。但对胡适来说，这里正意味着中西间是否平等的问题，他针对另
一个北大学生毛子水提出的“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
有许多”的观点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
功绩。”[114] 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
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既然同是科学发明，则整理国故即进行“科学”事业，这或者即是
胡适终其身都在进行考据的一个原因吧。

　　在科学方法的运用或其能力上，当时人也相当不一致。任鸿隽认为,“科学方法虽是
无所不能，但是他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比如张君劢那种“浑沌囫囵”的人生观
便用不上。[115] 但更多的人则对科学期望甚高，蒋百里即注意到人类对科学的期望和要
求过多:“面包问题，也请赛先生来管；男女问题，也请赛先生来管”。其实科学真正涉
及的不必是这类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事物，而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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