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大目标恐怕是后来逐渐“层累堆积”出来的，因为张第一次讲话的内容实在不
足以承担这么大的抱负(当然他后几次文章越来越体现出关怀的深切)。[51] 梁启超也声
称“这回论战原是想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令青年学子对于这问题得正确深造的了解”
。[52] 这是否是预定的目标同样很值得怀疑，因为最初讲话的张君劢并不知道丁文江要
反驳。但张、梁均提及的“青年”却的确是论战者(特别是丁文江)针对的对象。

　　张君劢的谈话对象是平日所学皆科学而“不久即至美洲”的清华学生，正因为“方今
国中竞言新文化”，而这些学生又肩负着“将来沟通文化之责”，故张希望他们能将他之
所论“时时放在心头”。张或担忧这些青年会将西方文化不加区别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
所以先给他们打一剂防疫针。其讲话的要点似即在最后一段，而最核心者大约即“吾有吾
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一句。不过，张接下来并未明确为中国文化张目，而是提出
“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这一取舍问题皆决之于人生观。所以，当
他说人生观是“文化转移之枢纽”时，其实也不过是指引进西方文化时应有所取舍而已。
这对饱受新文化运动冲击而即将留学美国的清华学生，当然有直接的针对性。[53]

　　新文化运动的早期研究者伍启元认为，张君劢的“直觉主义不过是一种玄学的思想”
，其代表的是早已没落的封建残余，已无社会基础，故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其实
不用实验主义者的全体动员，它也必不打而自倒了”。[54] 但这一点丁文江显然不同意
，他从张君劢的言论中看出了非常严重的潜在“错误”影响，并不止一次表示他对张的讲
话“决计不能轻易放过”、“势不能不”出来批驳，可知其感觉到一种非常明显的压力；
而张在清华的讲话其实相当随意，在学理层面似不足以构成这样强烈的压力。

　　所以，是否可说丁文江等更为关注的是张君劢(以及更早的梁启超)的言论可能造成的
影响，即对“科学”在中国的推进造成阻碍，特别是对青年可能产生误导作用。丁文江曾
告诉胡适,“前天君劢找我去谈天，与他辩论了一个钟头，几乎把我气死！”他在列举了
两人对话的要点后说,“我想我们决计不能轻易放过他这种主张”，故决定做一文驳之。
[55] 丁氏当时的心态在其给章鸿钊的信中说得很明白:他对“张君劢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
，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56]

　　胡适在五十年代回顾这一论战时说:当日“君劢所要提倡的和在君引为隐忧的”问题
，表面是科学是否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但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即张君劢认
为“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
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应该回归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理学传
统。因此，丁文江视此为“与科学为敌”，必须出来“提醒”青年学生。[57]

　　丁文江认为,“科学是欧洲人的精华,‘形而上’学是他们的糟粕”。若依张君劢所说
“人生观真正是主观者，单一的、直觉的，而甚么‘专制婚姻、自由婚姻，社会主义、国
家主义，男女平等、尊男轻女……’都是人生观，然则世界上还有甚么讨论，还有甚么是
非?”[58] 这正是一个丁不能放过张的关键，世界上无是非，特别是新文化人所关注推动
的那些方面没有了是非，中国的改良也就没有了明确的方向；若青年受此影响，则中国改
良的希望就渺茫了。

　　故丁氏明确指出:“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
劢的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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