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胡适和吴稚晖的攻击范围均涉及道教，丁文江在声讨张君劢的“玄学”是“西洋
的玄学鬼”联合了宋明理学“一班朋友的魂灵”时，也特别指出张的人生观“玄而又玄”
。[77] 这里“玄而又玄”显系有意使用，正欲使读者产生联想。张君劢已注意及此，他
指责丁文江虽“号为求证之科学家”，其为文之“字里行间，惟见谩骂之词”。张认为他
自己对精神科学和物质科学的界限甚清，而丁“伪为不知，乃欲以‘阴阳五行’之徽号加
入，以为藉此四字可以乱人观听”。丁以玄学称谓张的人生观，正是“明知今之青年闻玄
学之名而恶之，故取此名以投合时好”。[78]

　　张君劢的思想资源本来更偏向于西方，所以他认为“国人所以闻玄学之名而恶之者，
盖惑于孔德氏人智进化三时期之说也”。但罗家伦却能理解到玄字在中国“向有的意义”
才是关键所在,他认为“玄学(Metaphysics)的名词，在中文带着有历史背景的‘玄’字，
是很不幸的。因为涉及‘玄之又玄’、‘方士谈玄’……种种意义，引起许多无聊的误解
。”[79]

　　在晚清诸子学兴起特别是在新文化人“打倒孔家店”之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玄学其
实已变成一个相对正面的词汇。从国粹学派到新文化人中的鲁迅等人(甚至五四学生辈的
朱谦之等)，大致都对“魏晋文章”持欣赏态度。非儒家的梁漱溟先已非常正面地使用玄
学一词，他以为玄学与科学正体现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区别。[80] 只有在正统儒家眼中
,“玄学”才是一个负面名词。丁文江对此词的贬义使用，提示了儒家正统观念在西化的
新文化人潜意识中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深厚，稍一不慎即会表露。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
:“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
是传统的中国人。”[81] 其实他们岂止是一般“传统的中国人”，而且是儒家味道甚重
的传统中国人。

　　新文化人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起而反击张君劢的人生观言论。由于“科学”作为西方
文明(优越或不足)的象征更胜过其实际内容，论战表述的随意性之另一典型体现即各方在
学理方面准备都不充分。时人已对论战的表述水平感到失望，陈独秀即说辩论双方未能将
讨论集中在“科学与人生观”之上，他认为张君劢的文字固然更加枝蔓，但科学派的文章
也“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象是‘科学概论讲义’”。[82] 其实丁
文江等本意正不在此而在彼，丁氏对此说得很明白:玄学家如果自己研讨其本体论，可以
不必反对；他所顾虑的是青年上了玄学家的当。

　　当时惟吴稚晖是解人，他根本认为“学问的法宝”谈得太多才是把官司“打到别处去
了”。胡适在论战当年也与陈独秀有同感，以为论战者多未弄清楚科学的人生观究竟何义
；但他到晚年更具后见之明的优势时，则转同意吴的看法，指出丁文江本清楚这次讨论“
最重要的问题”是“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但他
不幸提出了“科学的知识论”问题，结果“把本题岔到别的问题上去了”。[83] 我们今
日研究这一论战，恐怕也应该回到当事人更关注的“本题”吧。

　　不少后之研究者之所以也有类似陈、胡当年的失望感，或者即因为他/她们在心中预
设了一个理想的(有时甚至是超越于论战者时代的)论战标准，然后再以此标准来衡量论战
本身。[84] 其实论战的当事人之所欲言(当然各有侧重)与这些失望者之所欲观本未必一
致，前者真正关怀和关注的,并不一定在于“科学”和“人生观”本身究竟应如何界定，
以及两者是否或怎样冲突等问题。后之研究者若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双方言论的概念层面(
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得最多的)，或不易把捉到论战诸人的真实心态。如果返其旧心，以“
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考察时人立论时的心态和意愿,也许所得便会不同。当然，论战者
虽有其特定的关怀，但其各种表述仍围绕着“科学”这一核心观念进行，故五四人心目中
的“科学”究竟何义，的确是应该澄清的问题。

2、进化论与作为五四基本理念的“科学”

　　过去对新文化运动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研究都倾向于使用“科学主义”的概念来诠
释五四新文化人心目中的“科学”。“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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