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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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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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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核心内容。
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为核心，但毕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含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迈进，应该确定一些起码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中国社会发展，也许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所谓近代化至少应该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服务市场和自由雇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发展；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个人自由的扩大，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带近代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与传播。
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关于近代化问题最主要的切入点有两个：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其基本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其中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是基础的，它能揭示出某种社会形态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后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从社会控制、价值观念的角度，从思想流变的角度，回答社会发展速度问题，回答变革方式与变革道路问题。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汇合，融会贯通，我们才有可能对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对清代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目前还有较大的探讨余地，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对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观念领域的研究重视不够。不充分吸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史的成果、学术史的成果、观念史的成果)，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就会显得僵化和机械，甚至出现将社会发展简单化为经济发展，将资本主义简单化为市场经济的片面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我们以前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史问题，过多地将精力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新的生产方式的孕育，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文化土壤，需要以社会观念的某种变革为前提。不重视对与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的文化问题的研究，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和准确。事实上，即使进行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也应当充分注意人的观念问题。人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社会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全部经济活动。观念应该成为而且也是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对明清史研究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条件的。
在对近代化的基本概念略作辨析以后，笔者将对清前期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作粗略考察。我认为，在这两百年中，中国社会在晚明时期近代化因素大量滋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趋势，这种趋势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观念领域，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二、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政府不但是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关系的权威工具，而且还直接干预着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和流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
清前期中国政治的演变具有两个显著趋势：其一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趋势，其突出表现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逐渐严密，到雍乾时期形成了空前严厉的极端君主专制局面。其二是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松弛化趋势。这一趋势在清代十分明显，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
清前期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放松，从清初即已开始，到雍乾时期更加显著，其突出表现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弊政，在这个时期逐渐获得革除。像雍正朝除豁贱民政策，就使大批世代遭受奴役、地位低贱的底层民众获得解脱。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记载说：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两省乐户另编籍贯，世世子孙勒令为娼，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间有一二知耻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乞赐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议行。并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业。”嗣此御史噶某奏除绍兴惰民，苏抚尹继善奏除常熟昭文丐户。
事实上，当时被除贱为良的远不止此。像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宁国府的“世仆”、徽州府的“伴当”被开豁为良，七年雍正帝又亲自下令改善广东疍户处境，宣布疍户“本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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