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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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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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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结果。在清前期商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显然已经存在，而且获得发展。在我看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不是缺乏资料的问题，而是如何分析资料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留一些，甚至保留较多的封建残余是正常的，它只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可：其一，生产出来的主要是服务市场的商品，而不是别的东西；其二，生产过程主要由自由雇工完成，而不是主要由家庭成员或其他非自由的劳动力完成。至于生产规模，倒不必过分苛求，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性，或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比重。因为萌芽，毕竟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不等于要立即建立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雍正八年(1730年)，浙江总督李卫的一道奏折所描述的生产方式，应该说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李卫说：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揣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毛，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习此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
这条材料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布商提供布匹和工资，包头提供设备，招集、管理工人，工人通过劳动，计件获取报酬，而生产的产品，则供应市场。就其生产组织形式，和16世纪一些英国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是十分相似的。
类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在清前期并不少见，“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俑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而雇工在身份上，对雇主并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所谓“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事实上，乾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了新的发展。尚钺说：“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过了乾隆年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看得高不可攀的话，那应该承认，他们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为清前期中国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至少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加速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所谓“朝局士风为之大变”，“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缺文乘马”。洪亮吉将这种转变概括为“嗜欲益开，形质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嗜欲益开”是新的社会风尚的核心内容，而这与当时东南商人，尤其是盐商的倡导密不可分，即所谓“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它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二是商人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清代，士商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界限，二者间的流动是经常性的。沈垚所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即是这种社会现实的集中体现。清前期不少重要知识精英都有从商的社会背景，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直接得到了商人的资助，像盐商马曰琯与士林名流广相交接，曾资助过全祖望、厉鹗等著名学者，故其卒后，袁枚吊诗有“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之句。乾嘉汉学的两个关键人物江永和戴震，其学术活动都获得了歙县盐商汪梧凤的资助，而汪梧凤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学问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知识界和商界联系的加强，不可能不对社会观念形态产生影响，笔者稍后将作分析的清前期社会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产物。嘉庆时，恽敬作《三代因格论》，他感叹说：“古者商贾不得乘车马，衣锦绮，人耻逐末，为之者少，故利丰。后世一切侪之士人，人不耻逐末，为之者众，故利减。”其言即生动反映了乾嘉社会对商人、商业看法之改变。因此，说清前期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不但在晚明基础上有了发展，而且产生了新的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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