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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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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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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两江总督尹继善所进《请禁采买短价疏》，即充分显示了清朝通过市场调节处理粮食库存问题的水平。清朝粮食储存，素有存七粜三之例。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开仓售粮，平抑粮价，防止粮价飞涨影响城镇居民生活。在秋成时，收购粮食，充实仓储，防止物价暴跌，谷贱伤农。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政府行为。尹继善在疏中针对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弊端，即青黄不接时，各地纷纷粜三，秋成时，又纷纷购买，反而导致物价波动，“致妨民食”，提出应采取措施，完善这一体制，进一步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和物价情况来决定政府行为。尹继善建议：“嗣后各省州县凡存仓米谷，除实遇歉收之年，米价过昂，非粜三可济民食者，不妨额外多粜，准其据实具详酌量办理，其寻常岁稔价平之年，不必拘定粜三之例，或可竟全数停粜，或止须酌粜十之一二。总看各处情形，临时酌办。庶春间少卖一石，则仓内多一石之积贮。秋成少买一石，则民间多一石之米谷，似于民食仓庾两有裨益。”尹继善这道奏疏诚然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更重要的是，他说明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无论是涉及官府，还是涉及民间，都主要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政府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意味着民众在经济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其经济利益也能获得更多的保障。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不管研究者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恐怕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清前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理论上讲，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步入近代的条件，商品经济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只能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中，这却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清前期是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东南地区，城市化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对此，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本文不作赘述，这里仅根据李燧《晋游日记》所载乾隆后期山西情况，补充几个资料。清代山西金融业发达，除了众所周知的票号外，还有所谓“账局”，这是少为人知的一种金融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候选官员。《晋游日记》卷三载：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赀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则名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之远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则子又生子矣。滚滚叠算，以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账局的开设，已经影响到了京城的社会生活。李燧记载说：“京师游手之徒，代侦某官选某缺，需借债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润焉，曰拉”典当业也很发达：“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吾辈八口嗷嗷，点金乏术，不得不倾箱倒箧，尽付质库。伊乘其窘迫也，而鱼肉之。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己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珠必较。”根据李燧的观察，城镇化趋势在位处内地的山西已经显露出来。像榆次县的什贴，本系偏僻之地，乾隆时居然“人烟稠密，为一巨镇”。至于绛州，“城临(汾)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尘辐凑，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竟衣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社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也已出现。像“泽州与潞安，俱上党地，联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给于清华镇，故山右人有终身不识蟹者，而泽州得食蟹。城中花木蕃甚，木瓜橘柚，皆结实累累，文风亦胜于他郡。”上面所用的资料只是李燧个人观察结果，视野十分有限，但据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山西社会是颇有活力的，如果将这些材料和山西著名的票号业、盐业、药材业等结合起来，与平遥等地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静止”二字概括山西社会。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发达地区，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国社会商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镇，以及广州、临清、汉口等工商业中心，大商人及商帮的出现(像“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分工(如“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等)，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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