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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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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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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此书，但名《诗》、《书》、《周易》，不名经字”。
经既为史，当然可以怀疑，可以批判，故他主张对所谓的儒家经典采取“存疑多，存信少”的态度，并对《春秋》、《尚书》、《三礼》、《论语》、《孟子》等多部儒家经典提出尖锐质疑。乾嘉时期疑古学者崔述主张治学“但论是非”，大胆求信，他所怀疑的经典范围较袁枚更加广泛，对后世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疑经绝非简单的学术活动，它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正是被袁枚、崔述等人所怀疑的那些真伪混杂、鱼目混珠的儒家经典，奠定了秦汉以降两千年政治、社会的思想基础，一旦将这些经典中'伪'的部分去掉，封建政治、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中很大一部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就必然推动学者对传统社会的合理性提出怀疑和批判。正因为如此，袁枚、崔述在自己的著述中，暴露出不少具有鲜明反传统色彩的社会政治理念。
反对君主专制是清前期中国知识界的重要传统。清初激进思想家们反观历史，曾对专制制度予以猛烈抨击，到乾嘉时期，尽管君权恶性膨胀，但反对君主独裁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这个时期激进政治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主张'公天下'，反对以天下私一人。崔述提出，完善的政治体制是天下为公，不存在一人一姓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垄断，不存在君权世袭，“天下者，天之天下”，“天下诸侯自择有德之人而归之，天子不能以天下传之一人也。不惟无传子者，亦并无传贤者”(崔述这里所说的“天”，实际上指的是诸侯，指的是生民百姓)。二是要求调整君臣权力分配体制，反对尊君抑臣，主张扩大臣僚在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尹会一、陆生楠、谢济世等人都提出了十分具体的限制君权的政治设想。谢济世特别反对君主对臣僚的严密控制，他针对雍正帝的独裁统治，直言不讳地告诫乾隆帝，人主“以博览广听为求言，以察言观色为知人，以亲庶官、理庶务、折庶狱为勤政，臣恐其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三是对作为君主专制行政基础的郡县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不少学者主张恢复封建制，而崔迈则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对延续两千年之久的郡县制之命运作了深刻剖析，他敏锐地察觉到郡县制度正在走向衰微，“前者不必有，而后起者无穷”的政治变革必将到来，并提出未来政治体制有可能出于封建、郡县之外的卓越预言。他说：然则郡县之制何以历唐、宋、元、明而不变？曰：封建之设，不知所起，其可考者自黄帝迄周二千四百余年而后废。始非不可废也，弊未极也。自秦以来二千年，郡县之法日弊矣，安知后世不复为封建也？然天下世变多端矣：封建，一变也；郡县，一变也；群雄割据，南北分治，藩镇拒命，皆变也。变故之来，前者不必有，而后起者无穷。封建之时，不知有郡县，后世或更有出于封建之外者，未可知也。吾又乌知郡县极弊之日，其势何所趋也？
清前期反传统观念对社会的影响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清初以顾、黄、王为代表的激进社会观、政治观，虽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但却不具有代表性，没有产生社会启蒙的历史效果。然而，到雍乾时期，形势为之一变，袁枚、戴震等反传统思想家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反礼教声震四方。像戴震对理学的批判，开启了知识界批驳程朱之风气，章学诚所谓“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即生动反映了戴氏攻朱所产生的明显社会效应。至于袁枚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林和妇女阶层)影响更大，章学诚称袁枚反礼教的性情说，使“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清史列传》卷七二《袁枚传》谓：“(袁枚)名盛而胆放，才多而手滑。后进之士，未学其才能，先学其放荡，不无流弊焉。”从清前期反传统观念的不同命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趋势，而这种变革显然是以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多元化为基础的。
尽管清前期反传统观念无论是其理论成熟程度，还是其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均不可与同时期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提并论，但二者也具有某些相似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对权威崇拜。启蒙运动继文艺复兴之后，进一步破除宗教神学的权威。像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就对天主教会、教皇和僧侣进行猛烈抨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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