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
 |
时间：2009-7-24 13:45:53 来源：不详
|
|
|
sp; 四、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
在任何时候，社会进步都必须通过观念进步体现出来。衡量传统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转变，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社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清前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这就是结束了宋明理学在知识界的独尊地位，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反对学术垄断，主张独立思考；反对极端君主专制，主张“公天下”，成为清前期反传统观念的重要特色。这一变革肇始于清初，完成于18世纪，在客观上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原始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宋明以降，程朱理学一直是居于正统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经理学家们片面宣传的纲常伦理、道德说教，成为垄断真理，限制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即“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以致文人学士，成为“宋儒之应声虫”。冲破理学说教之束缚，就成为清前期社会观念走向多元、迈向近代的基本前提。
清前期知识界对理学的批判经历了两个阶段，顺康时期主要是批判陆王心学，与此同时，正统的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复兴过程。降至雍乾之时，随着汉学的兴起，反传统思想家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正统的程朱学术，不但否定其天理的合理性，而且以实证的方法，对理学家所宣传的儒家经典提出怀疑和批判，从而导致了理学的全面没落。此后，理学在士林队伍中的影响急剧削弱，即所谓“近今之士，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人们追寻“圣道”，研习学问的途径随之发生了变化。孙星衍说：“今儒家欲知圣道，上则考之周公、孔子著述之书，次则汉儒传经之学，又次则为唐人疏释，最下则宋人语录及后世应举之文。”排宋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帝王教育活动。乾隆皇帝感叹说：“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可以说，持续数百年的理学的真正衰落是从18世纪开始的，而在此之后，理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复兴之势，甚至像清初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也一去不返。
否定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主张人性自由，是清前期伦理观念变革的核心内容。汉学大师戴震愤怒谴责理学“以理杀人”，他指出：合理的学术，合理的社会，合理的政治，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人的欲望，想方设法满足人的欲望，故他提出了以“遂欲”、“达情”为核心的伦理主张：“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清前期最杰出的反传统思想家是袁枚。袁枚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反对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在袁枚看来，情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存在，脱离人情谈性，脱离人情谈理，都违背了圣贤学问的本意。值得重视的是，袁枚对情、对欲的重视，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努力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清朝统治实际结合起来，从尊重人情的角度出发，袁枚认为朝廷用人行政，均应以适情、达情为准则，而不可悖乎人情。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二《清说》一文中，袁枚明确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尊重人之情欲为基础。他说：“且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怀，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圣人也。“好货”“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积仓”、“有裹粮”，“无怨”、“无旷”者，圣人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
戴震、袁枚的反礼教思想，在清前期知识界并不孤立，“人心不可强抑，王道必本乎人情”，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在主张独立思考过程中，清朝知识界形成了一股疑经之风，即对儒家经典提出大胆质疑甚至批判，从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袁枚明确指出：学者绝不应当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而应相信疑经非圣人所禁。从治学“求其是”的立场出发，袁枚认为三代以上无经字，更无六经名目，即“向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