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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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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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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不可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下令准许疍户登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保甲”，“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尽管清廷的开豁政策不是十分彻底，但毕竟使持续数百年的丐户、乐户、疍户、伴当、世仆之处境获得了改善，其中不少人成为编户齐民，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民的增加，必然导致社会活力的加强，这显然是一个巨大历史的进步。
18世纪人头税在事实上的废除，各种徭役的减少，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管理方式的革新，以及百姓生活环境的改善。
迁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在清前期，普通百姓的迁徙权获得明显扩大。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强化政治控制，往往采取措施，限制百姓的自由迁徙，明代甚至因此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清代，这一传统被打破了。尽管在制度上清廷仍对百姓的迁徙做出限制，但大多未能得到执行。例如，清廷表面上严禁百姓移居蒙古，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仅乾隆前期，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就“不下数十万户”，原因很简单：蒙古已经成为吸引内地过剩人口的重要场所，“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如此，不能增益”，政府便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甚至对历来实行封禁政策的东北地区，清廷在乾隆后期也改变政策，允许百姓自由出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降旨：“盛京等处虽号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至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百姓迁徙自由的扩大，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大量无地少地民众迁往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开发，边疆地区农业获得发展，工商业、教育事业取得明显进步，经济、文化、社会景观和内地出现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二是大量人口流往城镇地区，特别是中心城镇地区，使清朝非农业人口急剧增加，工商业因此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商品(包括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清廷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进行严格干预。尽管清朝统治者重视教化的推行，强调“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但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对知识界的思想控制，这在执行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能简单地以文化专制主义或文字狱一言以蔽之。总的说来，清廷对民间社会生活的控制是比较宽松的，只要不公然反抗朝廷统治，一般不进行太多的干预。像乾隆时御史胡定曾奏请查禁《水浒传》，为清廷采纳，但”外间概不遵奉“，”虽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阅，席前唱演如故也“。而地方官”所称于每月朔望宣讲《圣谕广训》，亦竟属托诸空言，以致愚民全无儆戒，重罹法网“。安静自然一直是清廷十分推崇的为政之道，其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百姓生活。康熙时李光地曾说：“文案纷冗，生出许多事端，而害总归于民，倒不如且听其自然。”康熙帝反复强调：“苟于地缴？虽清亦属无益。”并称：“朕尝访问民间，据称贪官亦无杀民取财之理。或官清廉，一味生事，更病于民。”正是从安静自然的立场出发，清朝对服饰僭越、生活奢靡等现象，均未采取强有力的整饬措施。康熙帝说：“朕意以为俗尚不能骤更，当潜移而默导之”，又说：“天下事有言之可听而行之不便者，此类(指严禁服色)是也”。雍正帝也强调“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则法必不行”。尝说：“奢侈之弊，朕亦稔知。但陋习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立法严峻，有犯无宥，不能使之永远遵奉。揆之于理，移风易俗，究以从容不迫为贵。”福格说：“禁止服色，辨其等威可耳。若使富人悉服布素，必致令有不行，令既不行，又难治以峻法，枉事更张，毫无利益。如其果行，则商贾不通，更失中华文物之盛，徒使悭吝富儿逐其鄙陋之欲矣。”这种顺其自然的为政思想，就使普通百姓在较长时间里享有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理学官僚)，从教化的立场出发，试图整饬风俗，但一般都难以长久维持。像雍正时，著名理学家朱轼任浙江巡抚，“严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结果颇遭百姓反感，“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驰担闭门，默然不得意”。及李卫为总督，一切又恢复如旧，“一切听从民便，细民益颂祷焉”。政府对社会干预面的缩小，为清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还需指出的是，清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强制，而是通过经济手段。例如，为了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改善下层民众生活，清廷曾有意识地兴办公共工程，甚至采取措施，鼓励商人大兴土木，使“本地工匠贫民，得资力作，以沾微润，所谓分有余以补不足”。至于对物价的调节，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进行。乾隆二十九年(17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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