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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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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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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提出了“消灭败类”的口号。伏尔泰所著《风俗论》，用大量篇幅揭露教廷的黑暗和腐朽，严厉批判宗教狂热、愚昧和迷信，明确指出'宗教狂一旦形成，理性就很难占上风'。当启蒙思想家们清除对宗教神学的迷信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也在清除对程朱理学的迷信。尽管天主教神学和程朱理学属于不同的思想范畴，但在社会实践上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那就是束缚思想，束缚人们的灵魂。只有将人类从对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创造的灵感才可能得到真正发挥，社会才可能进步，人类才有希望。正是清前期学术界对权威的质疑与批判，为清代社会的进步奠定了重要的价值基础。
二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深切关注。清代中国知识精英们愤怒声讨理学以理杀人，鼓吹“达情”、“遂欲”，主张为政“便民”、“利民”，反对政府和百姓争利，实际上是将人的基本权益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企图通过自己对人性、人情的阐发，寻找到一条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道路。而同时期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也高度重视人类生活的改善。孟德斯鸠从人的生命本性中得出四条自然法：和平；寻找食物，以便生存；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的爱慕；过社会生活。这一概括和戴震将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基本需求作为人性的基础，强调人性包括欲、情、知三者，且均由血气心知自然形成，显然在基本思路上具有相似性。至于这个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卢梭等人所竭力宣扬的人权观念、自由、平等观念，则将西方近代自由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反对君主独裁。启蒙思想家并不都是共和派，其中也有赞同君主制者，但反对专制独裁是其共同特点。为了防止专制的出现，孟德斯鸠主张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强调“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和启蒙思想家相比，中国知识精英们承受着比启蒙思想家们更大的政治压力，生活于更加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权方案，没有系统阐述未来政治构想，但已经提出了'公天下'的基本政治理念，提出了对君权进行限制和监督的政治主张，表达出臣僚政治人格应该受到尊重的强烈愿望，这在当时需要付出巨大的理论勇气，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就追求真理的勇气而言，他们绝不比启蒙思想家们逊色。
和启蒙思想相比，清前期中国社会反传统观念在理论上的落后，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滞后，而二者所具有的历史相似性，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在社会发展方向上具有某种共同性，都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阶段(当然，转型的幅度、方式和途径存在着巨大差异)，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社会走向近代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可以说，在清前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发生了情况不同的“共时性波动”。
五、余论
对人类历史而言，近代化决不是一种神秘的社会现象，也并非高不可攀，近代化因素广泛存在于世界主要文明民族的社会体系(包括经济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价值体系)之中，推动着这些民族向更高的社会阶段发展。近代化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西方近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和国家不可能进入近代社会，更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社会内部不具有走向近代的因素，或一定要按西方的道路才能进入近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一定要用西方社会的近代化模式苛求其他社会，将西方的发展历程视为通向近代的惟一正确道路，如果不是西方中心观作怪，那就是以急功近利的态度苛求历史。
清前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继承传统但又蕴含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它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转型的态势。政府控制的放松，个人自由的扩大，政府管理规范化程度的加强，为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新的生产方式的成长，不但为新的社会观念的出现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而且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市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至于这个时期出现的反传统观念，则从价值转变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无论是这些知识精英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还是对未来社会的朦胧期盼，在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预示性，可谓中国步入近代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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