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力量， 经过两次修订，完成了22937卷的《永乐大典》，为中国古代类书之最；永乐十四年(14 16)，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成《历代名臣奏议》350卷，自商周迄宋元，分 类有64门之多；弘治十年(1495)，明孝宗宸衷独断，命令设馆修纂《大明会典》，记述 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经过正德年间的增修续订，这部会典已经有了180卷的规模。这一时期，实录、方志的编修也贯穿不断(注：关于明代前期纂修的方志，有洪武时期的 《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永乐年间的《天下郡县志书》，景泰年间的《寰宇通志》和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等。)。因而，言明代前 期的史学走向衰落，并不意味着指此时期的史学活动停滞不前，而是从史学发展的整体 意义上来讲，在这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已经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息。
一、 对史学功能的强制与利用
中国古代的史学和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书可以彰善瘅恶，可以考论得失，可 以遗鉴将来，由于它对政治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对史学都非常重视。这种重视一方面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与兴盛，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统治者对史学的干 涉。
从明初官修的《元史》中可看到一个迥异于其他各部正史的现象，那就是《元史》纪 传均不作论赞，其纂修凡例云：“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俱见，准《春秋》及 钦奉圣旨事意。”[2](P4676)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元史》不作论赞的因由很大程度上 是出于明太祖的“御断”，这亦是政权干涉史学的一个例子。反映在明初史学上，对史 学强制利用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大规模“史鉴”类书籍的编纂。从吴元年(1364)十一月，一部“集古之奸恶事实，以恒词直解之”[3](卷21，丙午十一月丙辰)，劝戒公卿子弟的《公子书》编成，这类书籍的编写可谓绵延不断。吴振清先生曾罗列出洪武年间“以 古今史事教诲和儆戒世人”的书籍，共计有二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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