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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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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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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注：参见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 鉴书论述》，(《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其中所列从龙凤十一年至洪武二十八年 ，间有简要解题。)，这种潮流直至宣德朝而不衰(注：如永乐二年的《文化宝鉴》、永 乐五年的《内训》、永乐十七年的《为善阴骘》；宣德年间的《外戚事鉴》、《历代臣 鉴》等。)。分析这些“史鉴”类书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中的三大特点：
其一，训诫对象广泛。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要为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树立应当遵循的规 范和准则，于是有了“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劝戒者为书”[3](卷80，六年三月癸卯) ，训诫藩王的《昭鉴录》，就有“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者百有余事，赐群臣及都官诸生 讲授，使知所鉴戒”[3](卷179，十九年十月辛亥)，这类训诫大臣的《志戒录》；有了 “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名号虚实为书”[3](卷226，二十六年三月甲戌)，颁示 功臣，以遏其奢侈的《稽制录》，就有警告外戚的《外戚事鉴》；有了灾异应于帝王的 《存心录》，就有“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3](卷177，十九年三月壬午)的《省 躬录》。针对丞相的有《相鉴》，针对武臣的有《武士训戒录》，针对后宫的有《女戒 》、《内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自君主、皇后，下至功臣、文官、武将，亲如太子、诸王、外戚，疏如庶民、工商，无不陷入这些书籍布置的训诫网罗。这些书籍或 者通过历史人物的实际例子，或者通过因果报应史料的汇集(如《存心录》、《省躬录 》、《为善阴骘》)来达到正人心、励风俗的教化目的。明太祖在接受《精诚录》的进书时说：“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 ，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3](卷15，十六年二月乙丑)，考察这些史鉴书籍，它们的修撰宗旨皆不能脱出这三个方面。
其二，与当代政治密切相连。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史鉴书完全是应时而生的，洪武十 二年《臣戒录》、洪武十三年《相鉴》的成书是因为宰相胡惟庸谋反事败而起，洪武二十二年的《昭示奸党录》与李善长获罪赐死有关，洪武二十六年的《逆臣录》与蓝玉谋 反相连，这说明史学的鉴戒功能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强化利用。
其三，这类史鉴书大部分都属史抄性质，根据需要，选取切合政治口味的资料汇编成书，或者“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或者“纂录历代诸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 很难说有什么史学价值，难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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