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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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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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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华先生于《明代敕撰书考》自序中将这些劝惩之作斥为“皆甚无聊”。
宣德以后，这类史鉴书的编纂有削弱的趋势，但仍有陆续的编辑。景泰四年(1453)， 景帝饬令大臣修成《历代君鉴》。成化十八年(1482)，明宪宗又编辑成《文华大训》一书，并于上谕中说：“朕惟古昔帝王之有天下，必立言垂训以贻子孙，……肆我高皇帝《储君昭鉴录》、太宗文皇帝《文华宝鉴》及《圣学心法》，宣宗章皇帝《帝训》四书垂示炳若日星，……乃与万机之暇，博阅载籍，自孔、孟、濂、洛诸儒之论述，伏羲、 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及汉、唐、宋诸贤君之蹈覆与我祖宗之谟烈， 皇考之戒饬，凡有切于储副今日之所学，与夫异日之所行，采汇为编，名曰《文华大训 》以授太子。”[4](卷235，十八年十二月庚午)依然可见洪武、宣德时期纂辑史鉴书的影响与遗绪。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私修史书也本着寓教化的目的去编辑，景泰元年(1450)， 山西都司令史贾斌“于史传所记历代人臣能直谏、能尽忠、能守节之士，与夫累朝恃宠之宦官，撮其尤者，录成一编”。辑成《忠义集》四卷进呈，希望英宗于万机之暇，“ 少垂圣览”并刊布天下，“俾文臣武僚不得偷纵尻之私”[5](卷195，元年八月戊寅)。 景泰三年(1452)，陈循集古帝王行事，修成《勤政要典》一书(注：作者按：《千顷堂 书目》卷11《儒家类》谓此书是景帝御制，《明史·陈循传》则曰陈循曾撰此书，《千 顷堂书目》似误。)，景泰五年(1454)七月，景帝颁《君鉴录》于群臣，大学士李贤择 其中可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择取所行最善者数事，集为《鉴古录》一帙，于明英宗时进呈[6](卷11)。弘治十六年(1503)，监察御史顾潜又纂辑《稽古治要》，分为仁、敬、孝、友、勤、俭、刚、明、公、信十类，其事自唐虞三代以迄宋，“凡奉天法祖，教 太子、处宗室、辨人才、恤民困、纲谏诤、节财用、斥佛老、重爵赏、慎刑辟、御夷狄、待戚属，一切政体之大要者无不略备”[7](卷250，弘治十六年十一月)。
史鉴类书籍的编纂是明代前期史学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这种大规模史鉴书籍的编 撰在历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上层统治者利用史书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史学的教化、鉴戒功能发挥备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史政相连的极致。不可否认，这些书籍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统治秩序，整治贪污腐败的作用。但是在史学上，尤其是对官方史学 却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没有史学价值(从内容到编纂形式上来讲都是如此)，只有政 治作用的大量抄编、摘录类型的借鉴史书的编写使这一时期的史学成为政治的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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