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礼》的影响，如英山《蒋萧氏宗谱》前刊载了冠子图、醮婿图、亲迎图、醮女图、礼妇图、丧服总图、本宗五服图、正寝时祭图等十六幅家礼图。
为了适应家族的不断发展，保证族谱对家族生活的现实服务功用，家谱需要不断地重修、续修，重修或续修的时间，各地不一，大略是三十年一修。据同治十年安徽英山《蒋萧五修宗谱序》所说：“故凡有世族之家，莫不有谱。而修之者，则各不齐，有阅数十年而一修者，有订三十年而一修者，我族自康熙四十五年洎于今岁，凡五修宗谱。大约以三十年为率。”（注：九修《蒋萧氏宗谱》卷一，《五修谱序》。笔者收藏．） 对于家谱、族谱的管理各家族有相应的制度与习惯。一般是谱谍修后，各家房长谨慎收藏。慈溪《方氏家规》规定：“各房宗谱各有谱箱，宜悬于高洁处。不得慢藏，不得出借，并不得藏于迁居外姓之房长。”如有遗失，限期两月，“照式备录”，成书后，要举行祭祖仪式，邀各房长检视，“以示大众”，不得徇情，“以干不孝之律”。[3](P315)
（三）祠堂
祠堂是基本的族产。祠堂供奉本家族的祖宗牌位，四时祭祀，同时祠堂也是宗族公议与处理事务的场所。在古代社会立庙祭祖是上层阶级的特权，一般庶民是不能立祠祭祀的。庶民只能在家内祭祀祖先，所谓“祭于寝”。明清王朝的礼制仍然如此规定。然而自宋朝以后，随着家族组织的发展，民间急需一个公共的祭祀与议事场所，家族建立祠堂成为民间日常生活的需要。明清时期各地宗族纷纷建立祠堂，祠堂成为家族组织的重要标志。
祠堂的普遍兴起是在明代中后期，它跟朱子《家礼》的提倡关系密切，《家礼》规定在正寝之东立祠堂，祠祀高、曾、祖、父四代。明代后期嘉靖皇帝推恩允许庶民祀祖，要求官员建立家庙，为地方宗祠的普及提供了机会。如弘治《徽州府志》记载的徽州宗祠是15座，嘉靖《徽州府志》记载的是213座。[2](P35～95) 从明朝中期与明后期徽州宗祠的数量变化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宗祠发展情形。
祠堂有不同的类型，从规模上看，有大型的宗族祠堂，有属于小型家支的家户祠堂。如明代徽州祁门程氏说：“追远报本，莫重于祠。予宗有合族之祠，予家有合户之祠，有书院之祠，有墓下之祠。”[8](P19) 除宗祠、家祠外，还有书院祠堂与墓地祠堂，这是具有地域家族特点的祠堂。宗祠供奉始迁祖以下神主，清明节合族公祭。家户祠堂祭祀四代内祖先，年节各房老幼集中祭祀，平时可随时祭祀。广州大小宗族皆有祠堂，人们竞相夸耀族姓祠堂的壮丽堂皇。“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称为大祠的，是祭祀始祖之庙，“庶人而有始祖之庙，追远也，收族也。”追远为孝，收族为仁。每岁冬至，由宗子主持全族祭祀活动。祠堂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它还是维持家族秩序的权威中心。族长每月初一、十五，“读祖训于祠，养老尊贤，赏善罚恶之典，一出于祠。”[9](P464) 由此可见祠堂在地方宗族生活中的作用。
（四）族产、坟山墓地
族产是家族活动的经济基础，它包括族田、店铺、渡口船只等。宗族或家族一般都有自己的族产。族产的来源通常有两种，一是族人的捐献集资，二是族产经营的收益的不断积累。人们将日常的族产收益集中起来，以集中使用。族产的管理一般为按房轮直或专人承租两种。轮直或承租族田族产的收益除规定上交宗族的份额外，其余归个人所有。对于家族收益的管理，一般设有专人经管，如光绪十年（1884）修撰的《宁乡熊氏续修族谱》规定：族祠设“总管一人，经管四人，须择老成殷实者为之，凡祠内钱粮出入、及祭器、一切契约字据，交簿具领，不得遗漏。每年清算载簿，三年期满，交卸下手。倘有隐匿侵蚀等弊，公同处罚。”明清时期一些家族不断通过买卖的方式占有田产，成为公堂地主。
祠堂族产的支出主要有四项：一是定期的宗族祭祀活动，是族产消费的主要支出途径，因此一些族田被称为祭田或醮田；二是资助子弟读书科考。这部分族田称为学田，学田的收入用来延师办学，资助族内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供考取功名的子弟庆祝花费。康熙年间订立的常州长沟朱氏祠规规定，祠中立义学，“族中贫不能延师者，俱送子入祠读书。”清末岭南冼氏祠规，明确规定：“在各学堂毕业得有学位到祠谒祖者，分别学级，奖给花红银两。三是救济族人，《长沟朱氏宗谱》规定：“赤贫与废疾不能举火者，公祠每月给米一斗五升，以救残喘。”通过对穷苦族人的救助，以达到收族的目的。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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