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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家族共同体组织民俗论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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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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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表现突出，其中以《颜氏家训》最为典型，“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隋唐以后，随着世家大族的分崩离析，庶民家族兴起，以道德伦理为劝诫内容的家训这时也开始向家法族规方向转变，以适应家族社会的新变化。当庶族家庭直接面对的是国家朝廷的时候，他们需要一套协调国家、地方、家族的规条。同时国家亦通过文人士大夫这一中介将国家意志贯彻到社会基层。唐后期，出现的陈氏《义门家法》是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家法族规。陈氏出自陈后主之弟，唐朝前期迁居江州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在这里建书堂，撰家规，世代聚族而居，至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奉旨分家时，已同居十余代，历时230年，全家有3700多人。 唐朝时其六代传人江州长史陈崇，认为：“治家不可不立纲纪。”于是订立家法35条，规定了家庭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应遵守的规则，并明确规定违反家法的处罚措施。
惩罚规则是家法族规与传统家训的根本区别，家训是以谆谆告诫的方式教而不罚，家训重在精神教育；家法族规以条约规范的形式要求家族成员认真履行，以惩戒的办法保证族规的实行。宋代在理学思潮的激励下，宗族复兴成为一时之风气，理学家张载、程颐、朱熹等不遗余力地鼓吹恢复古代的宗法制度，以“收宗族，厚风俗”的方式“管摄天下人心”（程颐语）。苏洵、欧阳修带头重修族谱，并形成欧、苏两种修谱体例。在族谱的卷首部分往往列有本族的谱例族规，如临安钱惟演订立的《谱例》就涉及到家庭伦理、婚姻、祭祀、教育等多方面的行为规定。
虽然唐宋时期开始强调家法、礼法，出现强制性的族规，但其家法族规还带有前代家训性质，社会上出现了诸多家训与族规混合的家族规范。如司马光的《家范》、《家仪》、袁采的《袁氏世范》、陆游的《放翁家训》、朱熹的《朱子家礼》等，都贯彻着古代社会的礼制精神。元明以后，家法族规中虽然仍有着家训的因素，但其惩戒规条增多，惩罚强度加重。如果说唐宋家法族规以教化为主，惩戒为辅的话，那么，元明以后的家法族规以限制惩罚为主，教化为次。古代社会家训族规的地位变化与封建政治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程度渐趋加强以及统治政策变化相关，明清时期帝王亲自过问、干预家法族规的撰写，并在全国树立家法族规范本，如朱元璋对浦江郑氏的褒奖，规条细密的郑氏《义门规范》成为明清社会的族规的榜样。
家训族规的主旨是以儒家伦理道德原则规范家族成员的思想与行为。家训是劝诫性规范，重在言教，没有强制措施；家法族规是禁止性规范，有明文的惩罚规定，以保证家法族规的实施。
明清以来家训族规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孝悌。“百善孝为先”，孝悌是家族伦理的核心，家训族规首倡孝悌。第二、耕读为本。“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门联常常见于乡村老屋。乡民对娼优隶卒等贱业十分不齿。第三、修身。节俭勤业、尊师重道、正直廉洁、恪守礼教等修身标准。第四、整肃门户。严格区分男女界限，不得非礼接谈。第五、严守尊卑秩序。第六、善择婚姻。注意门当户对。第七、慎选继子，以防家系的紊乱。第八、丧葬宜俭。宗族事务主要有以下内容：管理宗族的机构，宗祠活动，族产管理，族谱编修，祖墓祭扫，族学教育，尊卑区分，族谊互助等。此外为调整与乡里社会及国家的关系，家法族规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如和睦乡邻、规避词讼、不损他人、调解纠纷、捍卫宗族、严惩盗贼、保护环境、按时完粮纳税、莫谈国事以及禁入会党等。[3] 从家训族规的具体内容看，它主要功能在于调节个人与家族、社会的伦常关系，以保证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具体说来有如下三种功能：
（1）以孝悌之道为礼俗之本，强化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孝悌之道，是家训族规中大力提倡的内容，认为孝悌之道是与血缘关系共生的天然的人伦之道，人伦之道是宗族凝聚的粘合剂。《白虎通》在解释“族”字时说：“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孝经》将孝道视为“天之经，地之义”。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遵循这一家族伦理，虽然说无论长上还是子嗣都要受到家族伦理的约束，如宋人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相须之理也”。但在传统社会家族内部长幼尊卑的等级区别严格，家训族规中的孝悌之道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的孝敬，强调弟子对尊长的顺从，如清咸丰年间制订的湘阴狄氏《家规》有“入孝出弟，弟子宜然，属在梓桑，尤当恭敬。倘不孝子弟，出言无状，冒渎尊长者，带祠扑责。”的严格规定。对于那些“大不孝”、“大不悌”者，处罚更为严厉，如削除族籍，逐出家门，在明清时期的某些家族中甚至可能被家法处死。当然对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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