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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九品官人法释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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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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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在《通典》中所说的“九品”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称，“九品及中正开皇中罢”的意义，是指九品官人法以及中正制度在隋开皇年中被废除。杜佑行文将九品与中正并提，明显是将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度看作两种制度。因此，不好将其视为“九品中正”说的缘起。
一般学者认为，“九品中正”说的发明者是苏轼。苏轼对所谓历代选士制度的概括，大约是受了北魏人刘景安的影响。北魏吏部尚书崔亮改革官员选任办法，采用“停年格”。刘景安与崔亮书，表示反对。《魏书·崔亮传》：“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
苏轼以文成名，而其文又以其名得以广泛传播。苏轼是从选士的角度，来定义九品中正制度的。其实他只是对历代选士制度作了一个大体的判断，不具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除了“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句话之外，其余几句都是可以商榷的。例如“三代以上出于学”，只是战国成书的《周礼》对人才选拔的设想。在三代即夏、商、西周时期，尚不可能形成选士于学的美好制度。而“客”也不可能成为战国至秦的选士主流。因为任何时候“客”都是相对于“主”而言的，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战国至秦虽然许多国家都任用了一些著名的“客卿”，但相对于每个国家的士来说，他们都是少数，不是主流。苏轼所说的“九品中正”制度，实质是“中正”制度，即中正所掌握的人才评价制度。而不是我们所定义的“魏晋时期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即九品官人法制度。
其实，推本溯源，“九品中正”说更早可能缘起于西晋。笔者在《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一文中，曾推测，在《晋书·刘毅传》中，刘毅抨击九品官人法的《九品八损疏》说：“至于中正九品，上圣古贤皆所不为，岂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将以政化之宜无取于此也。”《晋书·卫瓘传》也说：“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这里所用的中正九品，大约是宋代九品中正说的真正来源，“九品中正”与“中正九品”互为倒文，在古代汉语的语法中是允许的，这类现象也是常见的。值得注意的是，西晋人抨击的是中正九品论人制度，没有攻击九品官人制度。如卫瓘明确说，废除中正九品论人之制，可以“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从西晋开始，人们批评九品官人法时，大多都是集中批评九品官人法下的中正九品论人制度。这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一引导，使他们也多去注意中正在九品官人法中的作用，多去研究中正怎样操纵选举，研究被中正所操纵的选举如何丧失了人才选拔的意义。这固然是研究九品官人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其忽略了九品官人法作为选拔、任用官员制度的总体，还有其他重要的方面与部分。这就是我在《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一文中所提到的：“旧有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缺点：一是把九品官人法下为官员职位规定的人才品级要求——官品，误认作是区别官员职位高低贵贱的官阶；二是把士人自身的品第——资品，误认为完全是由中正所评定。由此，完全分割了官品与九品官人法的联系，割断了察举、试经、赐官、赐爵、袭爵等与九品官人法的联系，进而误把乡品等同于资品，把九品中正制度误作为九品官人法的全部。”许多学者都把目光集中于中正九品制度，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研究其功能，从而忽略了对九品官人法的整体认识与把握。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是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定义九品中正制度的。《文献通考》卷二八《选举考一》：“按魏晋以来，虽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进之门，则与两汉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荐举，或由曹掾积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袭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辙。”在此，马端临用九品中正之法代换了九品官人法，并明确将九品中正制定义为人才选拔制度，与任用制度区分开来。他认为九品中正之法是选举人才之法，而公府辟召、郡国荐举、曹掾积累而升、世胄承袭而用，才是仕进之途，即官员任用之法。但实质上，魏晋的中正之法与任用之途，都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
自宋、元而后，学者多从选举角度定义九品中正制度。
顾炎武认为，中正有掌清议之功能。他说：“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清议》。）
赵翼论及九品中正说：“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此陈群所建白也。”（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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