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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九品官人法释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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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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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中“九品官人法”概念产生于先，而“九品中正制”概念则比“九品官人法”要晚出八百余年。因此，以后出的概念为主，来论证先出的概念是否为后出概念的正式名称，这是有悖于历史逻辑的。
其次，将“官人”一词，简单地理解为是陈寿对“九品”的解释和说明性文字，乃误。“官人”一语，典出自《尚书》。《尚书·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又《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先秦文献多有用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君子谓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至秦汉，“官人”一语，已为熟典。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一：“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又《汉书》卷二七《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又《后汉书·李固传》：“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人”一语，更是人们常用的熟典。如《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又《晋书·应詹传》：“弘济兹务，在乎官人。”山涛任吏部尚书，以任人公允著称。晋武帝给予褒奖，“太康元年诏曰：山涛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风俗，其以为左仆射。”（注：《北堂书钞》卷五九引刘道荟《晋起居注》，中国书店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1989年版，第199页。）又惠帝永康元年任王戎为吏部尚书诏：“夫兴治成务，要在官人。”（注：《北堂书钞》卷六○引刘道荟《晋起居注》，第200页。）“能官人”元典之意，即选任贤能者为官。亦即《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九品官人法”之意，即“九品选用官员法”。其隐含之意是“九品选用贤能任官之法”。对此，杜佑理解最为准确。《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叙九品官人法之时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可知九品官人法是选用之法，是陈群创立的“九品选用人才为官之法”。
概念应该是事物本质的概括，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与主要特点。判断一个概念准确与否，关键在于看“名”是否符于“实”。抛开争议，我们具体考察一下“九品官人法”与“九品中正制”，看究竟是哪一个概念更符合历史之实。这样，也许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二者的取舍。如果“九品中正制”更合适的话，即便它出现得晚，我们也可以采用。如果“九品官人法”不合适的话，虽然它出现得早，我们也可以放弃它。
循名求实。从语法角度分析，“九品官人法”与“九品中正制”二者的结构是一样的，即都是具有偏正结构的词组，都有一个共同的修饰词——“九品”。不同的是，前者的中心词是“官人法”，而后者的中心词则是“中正制”。前者强调的是这一制度为“官人制度”，即官员任用制度；后者强调的是这一制度为“中正制度”，即中正所掌握的人才评价制度。那么，究竟是“官人法”名副其实呢，还是“中正制”名副其实？显而易见，陈群创制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关键在于“官人”，是官人之法，即官员的选和用之法。它不仅仅是一种选举人才的办法，而是选举人才和任用人才的综合方法。它的出发点是九品选人，落脚点则是九品任人。九品选人是手段，九品任人才是目的。因此，从实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官人”制度，即政府掌握的官员选用制度。而不仅仅是“中正”制度，即中正掌握的人才评价制度。
“九品中正制”，这一概念的中心词是“中正”。我们知道，在九品官人法下，中正的作用在于评判人才，不管中正在人才评价上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他都没有直接任用人才的权力，所以，我们只能够把“九品中正制”意译为“中正掌握的九品论人制度”，不能将它理解为“中正掌握的官员任用制度”。
由此看来，将陈群创立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称之为“九品官人法”，比称之为“九品中正制”，显然要准确。
在“九品官人法”下，一个官员的诞生，遵循着一条既定的、复杂的程序。个人获品、司徒府核准、吏部任用，是其中三个重要的环节。
《通典》卷一四：“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杜佑的这段话，对九品官人法做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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