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句上无关宏旨的差异不算在内，三个文本中尚有四处大的不同：一是《论礼》与《孔子闲居》中“五至”的五个支点是“志、诗、礼、乐、哀”，《民之父母》中的则是“勿、志、礼、乐、哀”；二是《论礼》“诗礼相成，哀乐相生”句，《孔子闲居》和《民之父母》则并无“诗礼相成”句，只作“哀乐相生”；三是《论礼》“是以正”一句，《孔子闲居》作“是故正”且和后面的“明目而视之”等语连读，《民之父母》作“君子以正”；四是“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这段话，在《孔子闲居》中没有“行之充于四海”句，在《民之父母》中位置不同，不在“五至”部分，而是放在下文“三无”的叙述之后，作“奚(系)耳而圣(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见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得)既(气)塞于四海矣”。这几处异文都很重要，对考察这三段话的关系是很有启发性的。

    　　　　二

    首先讨论“五至”的内容。
    《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中的五至是志、诗、礼、乐、哀；楚简《民之父母》则是勿、志、礼、乐、哀。
    对于楚简所记，濮茅左考释：“‘勿’，疑‘志’之误写，但‘勿’读作‘物’，似亦通。”[1] (P159)濮氏提出了两种意见，但是在释文和下文的讨论当中都只依从前者；加之又将“‘志亦至’之‘志’读为‘诗’”[1] (P159)，所以其释文中的五个支点与今传本一致，即志、诗、礼、乐、哀。彭裕商[2]、季旭升[3]、李天虹[4] 等对简文的释读提出了商榷。他们认为“勿”应读为“物”，“志”仍读如本字。如李天虹就认为：“勿”与“志”字形差别大，误写可能性小；古书里“志”与“诗”相联之例多，独不见“物”与“诗”直接联系之记载，但郭店简《性自命出》里“物”与“志”有密切关系。因此，楚简《民之父母》中关于“五至”的记载实为(直接以通行字写出)：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礼之所至者，乐亦至焉；乐之所至者，哀亦至焉。
    李天虹鉴于古书中“志”与“诗”的密切联系以及今本《家语》和《礼记》中“五至”皆由志至诗再至礼，提出上博本似乎在志和礼之间脱却了“诗”这一环，为弥缝这个缺环，假设“志亦至安；志之所至者”下本有重文符，为抄手讹脱，将重文展开通读则为：“勿(物)之所至者，志亦至安(焉)；志之所至者，志(诗)亦至安(焉)；志(诗)之所至者，豊(礼)亦至安(焉)……”，还引述了高华平的类似意见(高氏认为简书“诗”这一环节的缺乏可能出自脱文)[5]。但是，这个论点有其明显的弱点，就是无法解释无论简本还是今本，均只有五个支点的事实。
    按：李天虹将“勿”释为“物”，并“志”读如本字是正确的；为了弥补“缺环”而认为竹简脱去了重文号的假设则可商榷。影响重文说成立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五至”变成“六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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