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０年又成立得业生制，有明经得业生四人、文章得业生二、明法得业生二人、算得业生二人，共十人，取自寮内同科性识聪慧者。此外，又有医得业生三人、阴阳得业生三人、历得业生二人、天文得业生二人，亦共有十人。（《令集解》卷3〈职员令〉「大学寮」、「典药寮」、「阴阳寮」等条）。就个别的得业生员额而言，明经科虽最多，但总的说来，实际上较重视实用学艺，这是日本在大学寮教育较为独特发展的地方。但是到了八二Ｏ年，如前所述，由式部省转达太政官在前年所宣达的文章科新制度，要求大学寮实施。此即将平民化教育的文章科改为限取三位以上良家子弟的贵族化教育。这是从七三Ｏ年以来，大学寮设置文章科以来，受到朝野重视的结果，而走向贵族化。八二Ｏ年的新制，并非突然出现，实与政情、学界贵族化有莫大关联。

但八二Ｏ年的新制似无严格执行。盖新制的文章科只有俊士、秀才生，而其应试科目只有秀才科。也就是文章生经过寮试诗赋，省再覆试，通过者称为「俊士」，取五名；再由五名俊士中取其翘楚者二名，称为秀才生。前引八二七年文章博士都腹赤上书说：「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今专曰秀才生，恐应科者稀矣。」所以此时的秀才生即是文章得业生。也就是说八二Ｏ年到八二七年的八年间，文章生通过省试，可取得俊士（共五名）身分，而文章得业生通过省试可取得秀才（共二名）身分。于是二名文章得业生在此时皆可称为秀才生。只是都腹赤担忧这样一来，参加贡举秀才、进士二科考试的人会变少，因而上书反对此制。到八二七年，终于奉敕取消新制，再恢复旧制。

地方豪族出身的春澄善绳（本姓猪名部造），弘仁七年(816)，以弱冠之年入学于大学寮，在天长初（元年为824年），成为俊士；天长五年(828)，停俊士号，补文章得业生。（《三代实录》卷17贞观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条）[15]正是此期补俊士生的佳例。但依春澄善绳之例看来，其停俊士号在天长五年(828)，也就是在下敕的翌年，为何延迟一年，不明。

就贡举制度而言，进士科在唐朝成为一枝独秀的发展，但秀才科不盛；日本反是，而以秀才科为盛，进士科则否。秀才科在唐朝所以不盛，是因为取人甚严，所以及第寡少。（《大唐六典》卷2「吏部考功员外郎」条）相对的，秀才科在日本，考试份量远较唐朝少（唐考「方略策」五条，日本考「方略策」二条），所以应考者多；加以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以来，频频行幸与宴飨，而急需养成宫廷诗人与汉文学教养，所以秀才科在七三Ｏ年以后的日本独盛，其故或在此。[16]

秀才科考试又称为「方略试」，这是因为秀才科考以方略策，有时亦称方略策或策试。所谓「方略」，《令义解》卷四〈考课令〉「秀才条」注云：

方，大也；略，要也。大事之要略也。

《令集解》卷廿二〈考课令〉「秀才条」注引《古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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