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吾美之；《清庙》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无競惟人”，“不显惟德”，“呜呼，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矣。颂06 [之盛德也。]……
这一段只有一支简，其余内容据“满写简”补出，当为孔子语。
……[“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07志也，文王受命矣。《颂》，旁德也，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02 [……《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也，小矣。《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虽能夫03
这一段简文与《公羊传》、《穀梁传》解经十分相似。先是引《诗》，然后在“何”之后解经[13]。解经时引孔子论《诗》之语为证。如《春秋经·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传》：“其不言翚之以來，何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也是引子贡和孔子语为说。问题是简文引孔子语是到“文王受命矣”还是到“其声善”。如果到“其声善”，那主体就接近是孔子了；如到“文王受命矣”[14]，主体则还是孔子的弟子。我比较赞成引孔子语是到“文王受命矣”为止。这样，这一段简文则是孔子的弟子解《诗》，屡引孔子《诗》论为说。
总体上看来，“留空简”论《诗》与“满写简”还是有一定区别，前者突出概论，后者则重在分述；前者的主体多为孔子，后者的主体多为孔子的弟子。此弟子为谁，简文也没有交代。但从第二段“留空简”实质含有与“满写简”相同的内容看，这位弟子为子羔的可能性较之其他人，应该要大些。当然，简文既称“子羔”，其传者不会是子羔的直接学生，当是孔子其他弟子的学生，这是上限。马承源先生说：“据种种情况推断和与郭店楚简相比较，我们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简，乃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15]。“楚国迁郢”，事在公元前278年，既是此“前”，其年代与郭店楚简实质是一样的。但竹简的年代并不等于著作的年代，著作的年代要早于竹简的年代。一篇著作，只有当它产生广泛的影响之后，才会被广为传抄；只有当它为人所重之后，才会用于墓葬。从著作到墓葬，应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因此，竹简在“楚国迁郢以前”，著作至少也得在战国中期。这当是其下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海博物馆藏29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子羔《诗》论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从子羔解《诗》的情况看，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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