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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年间番薯在山东传播的原因及其意义

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说,处于山东各县的中等水平。康熙年间记载:“家以八口为率,户三十亩。时虽丰稔,亩之所入,不过一钟”。[12]按“钟”为春秋时齐国的“公量”。 即四升为豆,四豆为区(瓯),四区为釜,—卜釜为钟。以后来的升斗石汁算,为六石四斗。春秋时代的升,约等于今市升0.2升。合计当时每亩产一钟,相当于今一石二斗八升。每家八口,每户三十亩,每人平均3.75亩,丰收之年,每人每年平均4.8石,完全可以温饱。但在嘉庆年间,每人平均亩数小于3.75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是在丰收之年,山东劳动人民,也难免受饥挨饿。

频繁的灾荒,是山东劳动人民迅速接受番薯普遍推广的又一因素。

山东在历史上是一个老灾区,素有“十年九灾”之称。 康熙年间,就不断的发生水旱灾荒。乾隆以后,重灾大灾,相继发生。乾隆十一年左右,山东半岛登、莱、青三府,连年发生罕见的水旱灾害,各府州县,城乡内外,尽成泽国,饿殍盈路,死亡枕藉。当时在潍县做知县的郑板桥,作《逃荒行》。诗记之。“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 关山卒豺虎,……豺狼白昼出,诸村乱击鼓。嗟予皮发焦, 骨断折腰膂, 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13]这次大水灾,经过了三四年之久, 才得以恢复家园。但十年之后,到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午),潍县周围,又发生了特大灾荒。魏来朋的《鬻子行》对此有真实的写照:“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年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耐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14]这些诗篇,描写劳苦大众因灾荒而饥寒交迫,卖儿卖女,骨肉离散,悲惨凄切,读了催人泪下。此后,潍县道光十三年(公元1933年)“大疫”;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春“大旱”’夏“霪雨连绵”,秋发生虫灾;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大饥”、“瘟疫流行”,“饥民赴奉天就食”。潍县城内,饥民充斥,道 相望。“凡乡中来者,夜则露宿,昼则枕藉。一日一夜,不过食粥一瓢。饥寒既久,人非铁石,能勿病乎?且城隍庙、武衙门,昼夜聚处,生死杂错。产于庙者十口,幼儿生花者千人。臭秽之气,溢于街巷。至五六月,各村各隅,死者相属。虽小康者不能具材木,贫者皆以土掩之。全家 尽者无算”。[15]潍县这样,胶东其他地区莫不如此。登州府福山县,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至五月尽无雨。六月初霪淋匝月。秋抄烈风拔木,禾稼尽仆。”[16]栖霞县,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飞蝗至,次年春,斗米千钱,民间鬻卖男女”。[17]黄县于乾隆十二年“夏蝗野生,食谷叶殆尽。大饥”。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文, 饿殍载道, 卖子女者无算”。[18]莱州府胶州直隶州,据统计,自顺治元年开始(公元1644年)至鸦片战争为止,近二百来年,水旱蝗雹地震等自然灾害,见于记载者五十次左右。[19]山东北部的武定府青城县,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谷)斛斗至制钱二百五十文。”这年六月,劳动人民,“白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井多无水,河浅船不可行”。[20]山东南部的沂州府郯城、兰山(今临沂县)两县,地势低洼,久而不雨则旱,一旦遇雨则涝。这一带“本水乡,村外之田辄曰湖,十岁九灾”。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只好“北走关东,南渡江淮,远至福建,”“携孥担橐,邀侣偕出,目曰逃荒,恬不为怪。故兰(山)、郯(城)之民, 几与凤阳游民同, 到处流亡, 以四海为家。”[21]

山东本来就人多地少,丰收之年尚且难以维持温饱,再加以如此严重频繁的自然灾害,故而加重了人多粮食少的矛盾。

清代山东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占用大量农田,乃是山东劳动人民容易接受番薯种植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棉花的种植。最早在山东种植棉花见于记载的,是明朝中叶。嘉靖年间,青州府临朐县:“民勤耕务, ……亦颇种棉花为布。”[22]万历年间,兖州府汶上县:“棉花:漕河以西,地多宜之”;“布:河西乡民多纺织之”。[23]到了清代,棉花在山东作为商品大规模种植还是在运河流域。如运河以西,黄河以北的曹州府濮州,在康熙年间,“其他肥饶。木棉一亩,可拾二百斤(花)。有万亩之家者,其尚奢,楼观相望”。[24]该州有“木棉成家者二三人,各巨万”。[25]

康熙末年,巨野县的棉花,已经由以前的“白一色”, 而发展到“紫花、湘花、茧花、豆花四种”。[26]荷泽县“地多木棉,以棉为布。木棉转鬻四方,其利颇盛”。郓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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